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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中筠:启蒙吧!否则整个民族将从精神上烂掉 [复制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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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线墨若
 
只看楼主 倒序阅读 使用道具 楼主  发表于: 2015-12-11
— 本帖被 nfzy 执行合并操作(2015-12-13) —

——在习大大与民主党派“共识”座谈会上的发言


  上午许多有识之士发表了许多真知灼见,我很钦佩,那一片痴心也令人感动。这些意见多少人多少年来也发表了不少。我首先一个问题是:我们说给谁听?假想的听众是谁?好像还是眼睛向上,希望掌权者采纳,可能吗?
  我想起我曾写过的一篇小文章:《国家兴亡,匹夫无责》。那是诠释顾炎武的话,他的名言“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但是又说“国家兴亡,肉食者谋之”,意思是“匹夫无责”。
  当时明朝亡了,他说你们那些在位者把王朝给折腾亡了,我们没责任,我们的责任在维护道统,用现代的话来说,就是民族精神。
  为什么自古以来“肉食者鄙,未能远谋”?因为利令智昏。是既得利益妨碍做出正确的决策。所以不是如何说服他们改的问题。
  
  我想,我们现在谈的这么明显的问题,我们都看到了,在上者难道真的看不到?他们也不是弱智。社会危机他们想必比我们体会更深,否则为什么要动员140万人保卫几千个人开会?那么害怕,心虚?
  现在去分析讲话中哪句话的提法是没有意义的。语言与实际已经空前脱节,空前的虚伪。
  什么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有中国特色而无社会主义!现在还讲“我们”社会主义、“他们”资本主义,是十分可笑的。
  事实是中国的权贵资本已经与跨国资本相结合,互相利益攸关,受害的是中国的劳工和那些国家的劳工。
  
  刚才有人说到“改革是找死,不改是等死”,这是一句流传很广的话。但是有一个问题要搞清楚:是谁死?改革了,整个中华民族会死吗?我认为民族复兴的希望就在于改革,否则虽然不一定会“死”,但是会堕落、沉沦。
  人们都痛恨腐败。官场腐败,古今中外都有,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全社会腐败。现在正是全社会腐败。国民党的时候是官场腐败,社会其他方面:学界、文化、新闻以及工商企业没有全腐败,所以政权被推翻了,社会还有救。
  而现在,各行各业都腐败,而且已经见怪不怪,连小学生都知道要家长给老师送礼,以便对自己好一点。他们长大了就不认为这有什么不对了。我们在座的至少40岁以上的上学的时候还不是这样,还有公平、正义的观念,下一代人如果这样下去,恐怕就根本不在乎什么公平正义,而是认同腐败的规则,只看自己怎么在里面玩儿了。这就是整个民族从精神上烂掉。
  孙立平先生的“溃败论”对我很有启发。所以我对教育问题特别忧虑。这个文件中完全没有提到教育问题。我们需要眼睛向下,着眼于民众的启蒙。
  民众和领导的素质是互为因果的。民众的觉悟是最重要的。
前一阵发生的以“爱国”为名的打砸抢暴行(指9.18反日游行),使我感到悲哀。一百年了,没有长进,上面还是慈禧,下面还是义和团。
  我不是要把哪位领导比作慈禧,但是那次的行动开始就是当局纵容、默许,或者就是有意组织的,把国内矛盾转到一个境外敌人身上,这是惯技,到后来失控,再行压制,然后和外国还得妥协。
  总之,我们需要换一种思维方式,换一个角度,是对全民族负责呢,还是对王朝负责?
  
  如果要说改革的切入点,最重要的是建立法治。有了健全的法治,其他事,政府能不管就少管,社会自然会有活力,自我调节。
  我同意刚才有人说的党内纪委实行“双规”的做法是违反法治,侵犯人权的。我觉得有点像帮会的自己清理门户,绝不是现代国家的法治。纪委谁来监督呢?没有公众舆论的监督,没有透明度,没有权力的制衡,腐败是不可能治理的。
  
  另外,还要澄清一个观念,美国对外实行霸权主义,绝不能成为我们反对民主宪政的理由。我们要走民主宪政的道路是汇入人类共同进步的潮流。
  人权是所有人应该有的平等的权利,没有东西方之分。平等这个概念是现代社会的,过去封建社会,人们都在一定等级之中,也就认了。而现代社会就不能接受,要求平等的权利。
  以美国对外的霸权行为,还有英国过去是海盗起家等等来否定人权、自由、平等,是概念的混淆。就好像有人吃饱了饭,身体健壮了,出去打人,甚至杀人,我们就拒绝吃饭了。那是两回事。向宪政民主的方向改革是我们自己的需要,与外国无关。
离线墨若
只看该作者 沙发  发表于: 2015-12-11
资中筠:为什么我们需要再启蒙

日期:2015-3-17  文章来源:长江商报  文章录入:李金金  [ 关 闭 ]
知识分子需要自己解放自己,争取人格独立,减少依附性,坚决抵制颂圣文化,摆脱祈盼或仰望“明君”的情结,努力面向公众。
   知识分子需要自己解放自己,争取人格独立,减少依附性,坚决抵制颂圣文化,摆脱祈盼或仰望“明君”的情结,努力面向公众,理直气壮地弘扬普世价值:人权、法治、自由、民主、宪政。这是自救与救国的需要,无关“西化”或外部压力。不断撑开文化专制的缝隙,见缝插针地做一些扎实的启蒙工作,继承百年来先贤未竟之业,假以时日,经过几代人的努力,民族精神振兴或许有望。
 “颂圣文化”是把爱国与忠君合二为一
    为什么现在重提启蒙?是不是对过去所提启蒙的简单重复?
    资中筠:中国“士”的黄金时期在春秋战国,真正的思想自由“百家争鸣”发源于此时。至今国人引以为自豪的“几千年的辉煌”,实际上就是那个时期所创造以及后来的流风余韵。自从秦始皇建立大一统专制制度,到汉武帝废黜百家独尊一家之后,思想开始受到禁锢,难以出现在平等基础上的、充分自由的“百家争鸣”,但文化学术也还有一定的发展空间。
    中国古代哲学与古希腊差不多同步。不过从一开始就道路不同:希腊哲学通向科学,中国哲学通向个人道德、政治,也就是从修身到治国平天下。所以中国农耕文明达到的高度和精致程度为世界之最,适应这一文明的专制皇朝制度也设计周到、高度成熟。
    从这一历史轨迹造成的“士”的精神传统有三大突出的特点:
    一是“家国情怀”,以天下为己任,忧国忧民。
 二是重名节,讲骨气。“三军可以夺帅,匹夫不可夺志”,“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古训是赖以立身的道德准则,从而铸就了读书人的骨气,历经朝代更迭而不变。他们自认为是儒家道统的承续者和维护者。“士林”有自己相对独立的价值体系和评判标准。不论皇帝如何“雄才大略”,很少有过“君师合一”,更没有“汉武帝思想”、“唐太宗理论”之说。所以尽管皇帝有生杀之权,还有不少大臣面折廷争,冒死直谏,因为他们秉承古圣先贤之教,有一份自信。
    三是与以上二者并行的另一种传统,我称之为“颂圣文化”。就是把爱国与忠君合二为一,而且忠君是绝对的,“虽九死其犹未悔”。见用则“皇恩浩荡”,“感知遇之恩”,万死不辞;获罪则不论如何冤屈,“臣罪当诛兮,天王圣明”。冒死直谏是出于忠心,就事论事,绝不是反对皇帝本人。无论多么开明的皇帝都不会容忍对本人公开的否定,为人臣者基本上自觉遵守这一条,因而天王永远“圣明”的颂圣文化流毒久远。
   中国第一次“启蒙”广义来说是从十九世纪中叶到二十世纪中叶,曲曲折折持续了一百年,以鸦片战争为契机,“三千年未遇之大变局”促发了民族的猛醒和震荡,“士”的心灵受到了空前的冲击,少数先知先觉者开始新的探索,到清末民初渐成气候,新潮不可阻挡。读书人的危机感特别强烈,探索也空前活跃。
    在精神上,他们继承了忧国忧民的担当和骨气和勇气,在新的条件下赋予了新的内容,驱使无数仁人志士为民族复兴抛头颅、洒热血。从谭嗣同、秋瑾到早年共产党人身上都可以看到这种传统精神。他们告别的是上述第三点——颂圣文化,这是“新文化”的精髓。
   从严复的“开启民智”到梁启超的“新民说”到五四一代人为德先生、赛先生的呐喊,都是企图唤起民众从皇权专制、愚民政策造成的蒙昧状态中走出来,摆脱在颂圣文化下培养出来的奴性与愚昧。去掉了“颂圣文化”之后,中国读书人的传统中优秀的部分与从西方引进的“人格独立、思想自由”以及“社会良知”可以相通,并相互加强。
   如果说,中国曾经有传统文化与外来文化的精华相结合的时期,那就是这一百年的广义的“新文化运动”,现代文化、教育、新闻、出版等等事业初具规模,同时出现至少两代在思想上和学识上堪称贯通中西的知识分子。即使在抗日战争极端艰苦的条件下,文化教育没有停顿,还在继续发展,新旧结合的“士”的精神没有出现断层。甚而可以说,中国读书人的传统中优秀的部分与新的思潮相结合达到了历史的新高度。这一启蒙被革命所压倒。
    现在重提“启蒙”是因为后来又经过了一个蒙昧阶段。产生了史无前例的相当于“政教合一”的体制。政治领袖与思想“导师”合为一体。知识分子成为依附于某张皮的“毛”,以一人之是非为是非。60年来其他方面的成就得失姑且不论,在文化领域(包括精神文明)是破坏大于建设。
   以中国“士”的传统而言,这60年是“颂圣文化”一枝独秀,发展到空前规模。人们失去独立思考的权利和能力。到“文革”达到登峰造极,善恶是非以“政治路线站队”画线。古今中外文化都“扫入历史的垃圾堆”。文明退向野蛮,除少数清醒的人惨遭杀戮外,全民进入蒙昧时期,这就是哈耶克所说的“思想国有化”导致道德沦丧的后果。
   以1979年真理标准的辩论为标志,打破“两个凡是”,可以说是一次再启蒙,对30年蒙昧的祛魅作用有划时代的意义,是非观念又回归常识。思想空前活跃,在精神上充满活力。可惜这场思想解放只有十年,仍以“武化”手段结束,文化思想再一次逆转,实际上恢复了“两个凡是”。
    现在中国在经济上日益富裕,而文化却苍白、贫乏。一方面是商业大潮和拜金主义的冲击,另一方面是对思想言论的禁锢,这两面夹击对思想文化起到“逼良为娼”的作用,充斥于媒体的不是颂圣就是娱乐文化。知识分子进一步犬儒化。
   当前尽管以言获罪仍然难免,比起前三十年,环境应该说已相对宽松,而自觉地揣摩上意的风气却不稍减,说一些常识性的真话者竟成异类,或者被誉为特别“勇敢”。颂圣文化又一次抬头,而且随着国力的加强愈演愈烈。人们对于是非、善恶都已变得麻木。长此以往,不但尖锐的社会矛盾得不到及时解决,民族精神将日益萎缩,所以“启蒙”应该重新提上日程。
   现在国际国内形势已大不相同,当然不是对前一百年的简单重复,但是也不是完全另起炉灶。百年前敢于偷天火的先行者功不可没。我们都是他们的努力和牺牲的受惠者,应有一份感激和尊重。今天我们重复讨论的问题,甚至自以为的新见解,其实他们早已思考过,提出过不少真知灼见。凡有志于探讨今日中国之道路者,首先应该了解一百五十年的近代史,应该虚心、潜心读一些近代思想先驱的著述,包括他们之间早已进行过的争议。只有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才谈得到进一步的创新。
    现在所提的“民主”,是否需要更具操作性的抓手,如有的学者所提出的“赋税民主”?
    资中筠:“民主”不是一个美丽的口号,我理解的民主是一种制度和程序,其核心意义是对公权力的监督和限制。它的实现是有一定的条件的,首先是有宪法的保证,这就是“法治”,“法”高于任何掌权的人或政党。另外必须建立在公众有充分的知情权和表达权的基础上。如果一切都是少数人暗箱操作,百姓不得与闻,也不许随便议论,到时候让人投票,这不能算民主。
   有人提出第一步先实现“预算公开”,我很赞成。这应该算是你说的“赋税民主”的一部分吧?因为一个国家的公民最基本的义务就是纳税,最基本的权利之一也是参与决定这钱怎么花法。美国独立战争的起因就是抗税,他们的口号是“没有代表就不交税”。我们现在离这很远。所以各级政府斥巨资造“形象工程”、豪华政府大楼等等,而最基本的教育和关系民生的经费却拿不出来,百姓只能敢怒而不敢言,这种情况应该尽早结束。
 知识者忙于为稻粱谋,为贫贱移
    为什么现在提启蒙的是你和茅于轼、吴敬琏、何方等80岁以上的老人,为什么不是年轻人?
 资中筠:这个问题我很难回答。其实从人数比例来看,积极主张启蒙的老人的比例也不一定高于中青年。也许由于资格老,就引人注目。我读到过不少中青年作者的文章很有见地,也给我很多启发。更重要的是有一批有志者身体力行地在做,例如帮助受冤屈的百姓用法律的手段维护自己的权利,帮助贫困人群学习技能,创业脱贫,等等,这本身就是很重要的启蒙工作,普及一种现代公民意识,同时也有助于维护社会在正义基础上的稳定。可惜他们常常受到不应有的打压,他们的勇气和牺牲是值得敬佩的。
   不过总体而言,当代青年是文化断裂以后成长起来的,对中国历史,尤其是近当代史了解太少。这不能怪他们,而是所受的教育有意蒙蔽历史的真相。还有也许是对前三十年那种虚假的高调的逆反心理,走到另一个极端,消解一切崇高的理想,只关心自己的身边琐事,或把一切都娱乐化。
   另外,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人才流动国际化不可阻挡,也无可厚非,所以个人的命运不一定与本民族紧密相连。毋庸讳言,多数青年学子的家国情怀日趋淡薄。正义感与理想也为现实的功利所淹没。如果说,前三十年的思想改造主要是为威武所屈,那么现在有话语权的上层精英不少为富贵(名利)所淫,而多数尚未站稳脚跟,忙于为稻粱谋者,则可以说是为贫贱所移。
   许多人并非良知全泯,但感到无力和无奈,坚持正义往往会失去很多,就选择与种种明知非正义的“潜规则”或“明规则”妥协。以“海归”为例,自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中叶的留学生主要是“偷天火”,企图回国进行启蒙,改变黑暗、落后的现状;今之留学生则是主要为自己找更好的出路,如果选择回国来发展,大多不是改造社会而是被改造,一部分甚至加入“颂圣”或“颂盛(世)”,成为维护现状的吹鼓手。
    士林已无共识,即使有,也各人自扫门前雪,形不成道义的压力。少数有所坚守,进行了抗争的,受到迫害时往往孤立无援。有识者所忧虑的社会危机都是长远之事,至少目前还能在歌舞升平中苟安于一时,何苦自寻烦恼?
    而我们这代人从懂事开始就伴随着民族的忧患而成长,自己也经历过自我迷失,丧失判断是非的能力,又自我回归的过程。痛定思痛,体会更加深刻。对民族前途的关心已经是一种本能,对社会的不公平、非正义也比较敏感,欲罢不能。
    你觉得当代青年一代承受的生存压力,对其知识分子使命的担当有多大影响?
    资中筠:启蒙首先是自己对自己启蒙,就是用自己的理智独立思考,判断是非,第一步先做到洁身自好,保持独立的人格,有所坚守,有所不为。然后再进一步有所为。既然有机会比别人多受一点教育,就应多一份社会担当。生存的压力当然是现实问题,但是哪一代青年没有生存压力?从总的物质生活水平来说,这一代肯定比我们年轻时有所提高。非得丰衣足食才关心社会和他人吗?也可以有相反的逻辑:自己过得很舒服,何必操那份闲心?
    过去对社会有担当的人既有出身贫寒,因而更体会民间疾苦,感受社会的不平;也有富家子弟,抛弃舒适的生活,为民族振兴,毁家纾难,为某种理想而甘愿做出牺牲。关键在于自己的精神追求。不论如何,民族的希望只能寄托在中、青年人身上,难道靠我们这种八、九十岁老人?
“娘打孩子”说不利于反思
    你说你曾经上缴了作为知识分子判断是非的权利,那个内心过程是怎样的?1991年你为什么辞去中国社会科学员美国研究所所长职务,听说是因为你必须说不想说的话,还要贯彻一些非学术性的指令?
    资中筠:解放初期我只是无知青年,自己没有形成什么“政见”,在那样一种大形势下,很容易追随潮流,接受当时的理想主义,而且以全副热情投入。一个大前提是相信共产党能救中国。关于“思想改造”,由于出身非劳动人民,就有一种“原罪”感,根据那时的“阶级”观点,“书香门第”是耻辱,而不是荣耀。这些我都接受了,诚心诚意按照要求改造自己,逐渐养成思维定式:凡自己的看法与“最高指示”不一样时,一定是自己错了。
  “上缴是非判断权”是我后来觉悟以后总结出来的,以前并未意识到。我“觉悟”较晚,从“文革”后期才开始大胆怀疑,慢慢给自己“启蒙”。到1989年可以说完全收回了自己的判断权,决心不再盲目“紧跟”,说违心的话,所以在那种岗位上就特别痛苦。加以我生性不善于处理人际关系,借此机会回归书斋,进一步取得心灵的自由。
    如果说,像我这样的人是比较单纯、无知。但是许多硕学大儒,已经有很高的学术成就,思想自成体系,却这么快就否定自己,放弃了判断权是怎么回事呢?
   在知识分子主观方面,解放初期是“家国情怀”的延续。一句“中国人从此站起来了”足以使无数男儿热泪盈眶,首先是满足了外抗强权的要求。同时,处于“其兴也勃”的阶段,与溃败前的旧政权成鲜明对比,令人对它能扫荡旧社会的污泥浊水升起无限希望。在这种形势下,个人显得十分渺小,不知不觉间接受政教合一的道统并不感到太勉强。更重要的是当时无法抗拒的客观形势。
    如果说定“马列主义”于一尊,马列主义“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不是嫁接到经过百年启蒙,已经初步建立的以民主和科学为目标的新文化上,而是越过两千年嫁接到了秦始皇那里,“马克思加秦始皇”,其实是“斯大林加秦始皇”。
   以此为标准,进行全体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这是一种缓慢的过程,一轮紧似一轮的政治运动,“自愿”与强制相结合,同时给予“改造好”的希望,犹如通过炼狱达到天堂,在此过程中读书人的自信和自尊丧失殆尽。连审美标准也不再有自主权。到“文革”开始,掀起学生羞辱、殴打、肉体摧残直至杀害老师的史无前例、惨绝人寰的高潮。
   另外,“颂圣”本来就是传统文化的一大特点,无论大儒或白丁概莫能外。所以偶像崇拜、领袖神化、歌颂“盛世”都有深厚的土壤,在新的气候条件下推向极致而很少遇到质疑和抵制。在历次政治运动中手打不公平待遇,乃至家破人亡,都被要求“正确对待”,还是“臣罪当诛兮,天王圣明”的延续。“文革”之后,还有人发明了“娘打孩子”之说,以此为借口,一场绝非外患造成的民族灾难就此心安理得地得不到反思。
    你说的走出“政教合一”,是不是指政府更多地从文化领域退出来?
    资 中筠:我说的“政教合一”是一种比喻,犹如欧洲中世纪的教会统治一切,包括灵魂和世俗的政权。欧洲的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启蒙运动的方向都是政权与教会分离,摆脱教廷对国家的统治权。这样才开始有宗教信仰的自由。
    中国本来没有国教,儒学在道德伦理层面上代替宗教的作用,也就是所谓“道统”,在皇权专制时代,皇帝有生杀之权,但是不代表道统,“士林”还有相对独立的价值判断。后来的政权统治一直深入到每个人的灵魂,称作“在一切领域专政”。
   所以要恢复独立的人格,就得打破这种“思想国有化”的体系。精神领域不应受权势的强制干预。最近在《同舟共进》上看到一篇文章,题为“振兴文化不劳政府插手”,我很同意它的观点。军事、经济力量的强大不一定与文化繁荣成正比。由政府出巨资建立所谓“核心价值观”,或者组织一个课题要求出不朽著作,是非常荒唐的。精神层面的东西恰好是不能花钱买的。
    在思想文化方面,目前政府需要做的是松绑。但是这不等于说政府什么都不要管。例如义务教育,政府当然责无旁贷。但是基础教育的目的和主导思想是什么,很重要。是启蒙还是愚民,是现代公民教育还是党化教育?
 启蒙无关“西化”或外部压力
    你说到你父亲一代民营企业家是有理念的,你觉得民营企业家在当代社会中缺失的作用是什么?
    资中筠:那一代人有人从事革命,有人主张改良。“教育救国”、“实业救国”以及“新文化”运动等等大概就是改良的途径。所以他们都离不开“救国”的目标。
   举一个例子:过去中国人穿毛衣大多靠英国进口的毛线。有一位实业家宋棐卿在天津创办了东亚毛纺厂,生产的毛线的牌子称作“抵羊牌”,标志是两只绵羊头顶头。这个牌子就是“抵洋”的谐音。从一开始他就下决心要在中国市场与英国毛线竞争。经过艰苦奋斗,到四十年代末“抵羊牌”毛线质量真的已经达到足以占领一部分市场,堪与英国毛线一比高低。而且他的企业管理也相当现代化,有不错的劳工福利待遇。他们当然要追求利润,但有更远大的目标。
   家国情怀、忧国忧民,和对“道”的承载,依然存在于一部分人中间,现在转化为对严重的时弊和改革倒退的忧虑、对普世价值的追求,还有拒绝遗忘,追寻和揭示历史的真相的努力。主流媒体以外的报刊、杂志以及论坛,如雨后春笋,此起彼落、前仆后继,承载了当代优秀思想和探索,加之网络对冲破禁锢、活跃思想的作用,构成一道闪闪发光的文化风景线。
    当下的“颂圣”不一定表现在直接颂个人,而是颂“盛世”。除媒体的直接歌颂外,在知识界表现的新特点是:以各种“理论”维护现有体制,否定必要的改革,为显而易见的弊病——特别是当前严重的社会不公和弥漫性的腐败——辩护。
   一部分所谓“文人”在因颂圣而名利双收中不但堕落到无耻的地步,而且已经超越了起码的人道底线。以至于汶川地震中出现“纵做鬼,也幸福”和“含泪劝家长”那样的“作品”丑闻。实际上这种“颂圣”充斥于媒体乃至日常生活,人们对此习以为常,已经麻木,只不过那两位的言论发生于国殇之际,特别引人注目而已。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进入21世纪以来,或者更早,各种版本的极端民族主义思潮大行其道。有的表现为肤浅的“国学热”,有的表现为直接排外、仇外,有的自大狂,真以为中国可以拯救世界;还有赤裸裸的恢复已经被拉下神坛的领袖的神话和崇拜,大造神像……等等。
    这种极端民族主义否定了百年来洒满无数先烈鲜血的谋求民族振兴之路,甚至否定近三十年的改革。所有这些论调,殊途同归,落脚在质疑或反对普世价值,把“社会主义”嫁接到专制皇朝,通过美化古之帝王(包括暴君),颂今之“盛世”。
   百年近代史上,每逢改革到一定程度,需要向民主、宪政的道路转型的关键时刻,总有以“国粹”抵制“西化”的思潮出现,以“爱国”为名,反对社会进步,行祸国之实。而这种言论总是有一定的迷惑力,因为它能打动国人一种敏感的情结——即“五千年辉煌”与“百年屈辱”,把一切弊病归之于洋人。
   所以,以“反洋”为旗号的,在表面上常占领道义制高点,同时为当局所鼓励,至少默许。以“XX亡我之心不死”掩盖施政的缺失;以虚骄的对外的“骨气”,掩盖实质上与权势的默契和“颂圣”。这种论调动不了国际霸权主义一根毫毛,只能掩护国内的贪腐权势集团,误导善良的爱国者,阻挠中华民族走人类共同的进步道路。此种思潮进入主流文化,则改革头十年思想解放的成果又将遭毁灭性打击,社会不进反退,中华民族可能付出沉重的代价。
   有人认为“启蒙”是某些人自以为高明,高高在上教育别人。其实如康德所言“启蒙就是……有勇气运用自己的理智”,就是用理性之光照亮蒙昧的心智。在长期思想禁锢的制度下,每个人都需要而且可以自我启蒙,也可以相互启蒙。当然不能讳言“闻道有先后”,先觉者有义务与他人分享自己之所悟。   首先,知识分子需要自己解放自己,争取人格独立,减少依附性,坚决抵制颂圣文化,摆脱祈盼或仰望“明君”的情结,努力面向公众,理直气壮地弘扬普世价值:人权、法治、自由、民主、宪政。这是自救与救国的需要,无关“西化”或外部压力。不断撑开文化专制的缝隙,见缝插针地做一些扎实的启蒙工作,继承百年来先贤未竟之业,假以时日,经过几代人的努力,民族精神振兴或许有望。
离线墨若
只看该作者 板凳  发表于: 2015-12-11
资中筠:启蒙首要在于探明真相







2014年04月16日12:00   新浪文化   作者:文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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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中筠,资深学者,国际政治及美国研究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美国研究所退休研究员、原所长。1930年生于上海,祖籍湖南耒阳。1947年毕业于天津耀华中学,考入燕京大学,1948年转入清华大学外文系,1951年毕业。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在“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从事民间外交与国际活动工作,其中包括国际会议的英、法文翻译,间或担任国家领导人的外事翻译。“文革”期间下放“五七”干校劳动。70年代末开始转入学术研究。
   她参与创办了《美国研究》杂志与中华美国学会,曾任杂志主编与美国学会常务理事,创办中美关系史研究会并任第一、二届会长。1996年从社科院美国所退休。著有《追根溯源:战后美国对华政策的缘起与发展,1945-1950》等国际政治和美国研究专业著述,撰有《读书人的出世与入世》等随笔集,并译有《啊,拓荒者》等著作多种。其作品《不尽之思》获第三届在场主义散文奖。

对话实录:
  记者:就我的阅读感觉,您的作品可以说很好地诠释了“在场”的理念。这一方面是因为您谈到的很多人和事,都是自己的亲身经历,您以客观冷静的笔触做了精确的再现。另一方面,即使是谈到历史,或并非自己亲历的事件,您都能非常清晰地还原到当时的情境,做出入情入理的解析,让人读了有一种生动的在场感。联系到当下散文、随笔写作中比较常见的生编硬造,还有对史料的随意生发,这种在场的写作尤显可贵。这次,您五卷本自选集中的《不尽之思》获在场主义散文奖。是否可以以此延伸开去,谈谈您对“在场”的理解?
  资中筠:得到这样一个奖,我实在很意外,因为我虽然大学学的专业是外国文学,但是从未从事文学创作,也没想到自己这些文字就算是散文。承蒙诸位文学界的专家评委赏识,我感到很荣幸。如果说散文,我倒觉得我另一个集子《闲情记美》倒更像散文一些。至于“在场主义”,我第一次听到这个说法,还不很理解。现在理解“在场”这个词,大概就是指写现实存在的、自己亲身经历的东西,和自己真实的感受,而不是虚无缥缈的情愫。不知是不是这个意思。尽管有些作家想象力丰富的幻想型文学作品也自有其价值。
  记者:读您的文章,比较强烈的感受是,平淡而有韵味。按散文写作的一般理解,平淡是一种境界。但读当下作家的很多散文,其行文淡则淡矣,但味同嚼蜡。有意思的是,尽管古诗词在您的行文中起到了很好的点睛作用,但也不能说是“一字之用,境界全出”。所以我想这种韵味源于文章整体,而这并非完全指的语言、结构之类的浑然一体,更在于能从中见出您不俗的风骨和气质。

  资中筠:我有所思、有所感,就信笔写来。一部分是理论的思考,一部分是感性的、经验的,或者是二者相结合的。我不是快手,一篇文章要改好几遍。不过字斟句酌主要是求准确地表达,或者删去冗词,而不是为修饰辞藻,大概这就是你所说的平淡。
  记者:总体来看,当下散文强调的是写作技艺,而且对多数表达某种见解、立场的评论性文章,读者更关心的是作者的姿态,而非表达得怎样尽善尽美。

  资中筠:首先,我自问不是散文家。《不尽之思》所写都是平生接触到的人和事,在回忆往事中感到值得一写,大部分是我个人独特的经历和视角。有些虽然是家喻户晓的大名人,但是我在特定场合所见到的,别人未必见到,或者未必有同样的感受。所以,如果说这些文章还有一定的价值的话,就是其独特性,只能是我写的,别人不可能写出同样的内容。
  如果还有生动的地方,那是其人和其事本身就不同寻常。也许我在某些方面感觉比较敏锐,别人视而不见或认为平淡无奇的,我却有所打动,或者从中看到某些更深的意义。另外我觉得自己有些幽默感,常会看到事物的微妙的讽刺性,就不知不觉留下了难忘的印象。
  记者:在您眼里,好的散文有什么标准?
  资中筠:我不敢提出什么好的散文的标准,只能说我喜欢什么样的文章。一般说来,我喜欢朴实一点的,“有话好好说”的文章。我认为深入浅出是上乘,如果引经据典,也是水到渠成,信手拈来。那些典故、引语、诗词等等,已经化为自己的一部分,不经意间自然而然跳出来,是因为找不到比这更能表达自己意思的词句,而不是刻意用来装饰自己的文字以增加文采。
  记者:非常赞同。在这方面,是否有前辈或同辈作家,对您写作产生了影响?
  资中筠:我觉得这方面的典范之一是杨绛的白话文,自然而清丽。还有冯友兰,他的白话文和文言文都是上乘,能把高深的道理说得明白晓畅,是真正的深入浅出。而几篇著名的文言文(如西南联大纪念碑碑文),以古文写当代事,用典之恰当,对仗之自然,令人叫绝。这才是大散文家(尽管他们二人都不以散文称于世,文章只是表达的工具)。这当然与自幼的中国文史功底分不开。
  至于我自己,差得远。如果这本集子还有可看之处,还在于其内容,不是言之无物,也不是小题大做,更没有自作多情,夸大自己与所写人物的关系。总之没有矫揉造作之处,至少对历史、对读者是真诚的。
  记者:我想到在当下很受推崇的周作人的散文写作。在《我国现代图书馆的先驱》一文中,您曾感慨,近年周的名字在文坛颇为热闹,其附逆并不妨碍他的文学成就得到肯定,甚至宣扬。我们并不主张因人废文,但毕竟为人与为文很难截然分开。以什么样的态度看待一个作家,也关系到我们要给后世留下什么样的人格典范。近年,周作人曾沦为汉奸的不堪史实,确乎在很大程度上被淡化了。相比而言,很多西方国家对待有争议的历史人物持更为复杂的态度。
  资中筠:关于周作人,有时文章和人品是一致的,有时并非如此。古来就对某些著名人物有“文人无行”的评论。人无完人,所以还有大节小节、私德公义之分。许多文章漂亮、有思想、有见解的人,在私生活中表现不那么完美,这不必苛求。但是在大节、公义方面,就不能不顾。这就是中国士大夫在大是大非面前的气节。
  中国近代史绕不过去的一个环节就是日寇侵略、全民抗战。这是几代人的伤痛,在民族危亡之际,作为读书人,不可能回避。在那个时期,民族大义是底线。正如西方,对待法西斯暴行的态度,始终是绕不过去的历史评判的底线。若曾依附纳粹,即使学术或艺术上有很大成就,也仍然不能掩盖其污点,我觉得在这点上东西方没有什么区别。例如诺奖获得者君特·格拉斯最终还是坦白了自己这一经历,哪怕只是轻微不足道的身份。这不是“政见”的问题,而是眼睁睁看着国土沦丧、同胞被屠杀的情况下,自己的良心归属问题。
  周作人是一个突出的例子,他的文章的高水平和早期对新文化的贡献与他后来的附逆成鲜明反差。我认为他在文学史上是应该有一席地位的,既不能以后者全盘否定前者,也不能以前者为后者人品的欠缺辩护,否则的确会对青年的道德取向留下不好的影响。
  记者:谈到知识分子与政治或时局的关系。我们发现,在现代文学史上远离政治的沈从文、张爱玲等作家,乃至钱锺书、陈寅恪等学者,一度被边缘和遗忘后重新热了起来。而较多介入政治的郭沫若、茅盾等则越来越淡出。这似乎也在警示有志于文化创造的作家或者说知识分子不要过度介入政治。

  资中筠:关于政治,有广义和狭义之分。事实上,我本人一直是努力远离政治的,而且希望学者、作家超脱于政治,甚至不止一次表示过学者要保持独立性,不必亟亟于做“智囊”,做“帝王师”。这个“政治”是指官场沉浮、权力斗争、还有不在其位无能为力的政治决策。即使是在民主国家,我也不喜欢那种党派斗争。以我的性格,如果在西方国家,大概也不会从政。但是,人都有是非之心,有正义感,对社会不公、民间疾苦以及民族前途乃至人类命运的关心和忧虑是发自内心的。有些看似具体的、个别事件,却牵扯到大的政策和体制背景,一不小心就会与政治沾边,这是广义的政治,谁也逃脱不了。当然人各有志,每个人对正义与非正义的敏感度是不同的,社会责任感也不相同。在我看来难以容忍的,在某些人看来却司空见惯。
  记者:事实上,当下的作家大多有意无意与政治、时局保持距离,以至于其写作更多局限于狭隘的个人空间,而无视更广阔的社会现实。

  资中筠:其实当代文学中也有尖锐批判现实,表现作者的眼光和深刻的人道关怀的优秀作品,不过往往受到禁锢。另一方面,一些当红青年作家的作品率多脱离时代,脱离现实,充满自恋和无聊,一时之间也能名利双收。还有一些已经功成名就的读书人、文人,衣食无忧,用俗话说,“活得很滋润”,不必或不愿关注身外之事,宁愿埋头做“注六经”的学问。
  当然这都属于个人自由选择的范围。但是如果为恶政做帮凶,无视受害者的苦难,凭借自己的话语权,为各种腐败和非正义现象找“理论根据”辩护,甚至如鲁迅所说,把溃烂处说成艳若桃李,那就越过底线了。这条底线在任何时代都存在的,只是体现在不同的问题上而已。



资中筠:启蒙首要在于探明真相(2)



2014年04月16日12:00   新浪文化   作者:文学报   我有话说(4人参与)

万博官网《不尽之思》
  记者:当下社会需要新的思想启蒙,这在大部分知识群体中已经达成共识。当然在大的共识下,实际上隐含了一些矛盾和困惑。首先,知识分子群体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分化。这当中有一些始终以自己的真诚和良知守护精神家园,也有小部分还没能根本上从旧思维中转换过来,更不能忽视的现实是,有相当一部分知识分子缺乏起码的诚实,他们表面上附和的,未必是心里真正认同的,其表达更多服从于自己的实际利益。而没有身体力行,又谈何肩负启蒙的重任。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知识分子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进而言之,启蒙具体所指到底是什么?该怎样进行启蒙等问题,我觉得还有必要做出进一步阐述。
    资中筠:关于启蒙,我已经说得够多了。启蒙的对立面是蒙昧。正因为我们经历了一个蒙昧的时代,被剥夺了了解真相的权利———包括历史的和现实的,在不同程度上丧失了独立思考的能力,所以需要启蒙,恢复用自己的头脑按常识和逻辑来思考问题。第一步是要了解真相。可以自我启蒙,也可以互相启蒙。我本人近年来读到许多好文章对我很有启发,这也是“启蒙”的一部分。特别是现在网络发达,给群众性的启蒙创造了空前未有的条件。
  记者:您说到了群众性的启蒙。实际上,启蒙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面向大众的启蒙。和城市化进程中民间社会团体衰落、解体有关,当下社会里的知识分子,普遍是脱离大众的。相比而言,在民国时期,乃至封建社会,通常有较高文化涵养的开明乡绅这样的人物,作为政府与民间交往的“介质”,客观上起到文化开蒙和引导的作用。当下的社会现实是,乡村日益衰颓,留守的都是老人、妇女和儿童。青年人进城当了农民工以后,未必能经常接触网络等新媒体。即使有所接触,也可能找不到适当的途径去领受新的思想冲击,电视也许是一种途径,但无关思想启蒙。所以,对启蒙如何面向大众这个问题,我是感到疑惑的。您曾说过的,启蒙要回到生活层面上来,是否包含了这样的思考?
  资中筠:我的意思是启蒙并不是那么高深莫测,也不是一部分人高高在上对另一部分人说教,而是大家都在日常生活中用自己的脑子按常识思考。首先需要不断地拆穿谎言,探明真相。
  记者:现在被视为启蒙“先锋”的,是一些活跃于网络的意见领袖。他们追随者众,备受推崇。但在我感觉里,诸如“意见”是怎样被代表的?“领袖”是如何生成的等问题并不清晰。而且,此称谓突出了其代表某一人群观点的天然正当性,但其中是否已经预设了独立、自由的价值立场,是大有可疑的。您特别强调知识分子的独立性。然而,在当下且不论面对政治时,知识分子能否保持独立,即使是涉及到习见的学术论争,也难见超越团体、社群的客观冷静的评析。
  资中筠:我不太喜欢“意见领袖”的说法。当然,“闻道有先后”。有些人先了解了真相,先作了深入的思考,想通了一些问题,有责任与大家分享,消除流传的误区,如果说所谓知识分子的担当和责任,大概就是指这个。还有,启蒙不能“定于一尊”,某些人自以为是权威,掌握真理,不容别人质疑,这样又会进入新的蒙昧。只要是基于事实真相,凭借理性的独立思考得出的看法,都应该充分表达,互相交流,甚至争论,这样就会形成一个“启蒙时代”。不过前提是大家都有平等的、充分表达的机会。在目前这还是理想,不是近期就能实现的。
  记者:信仰缺失、道德滑坡、诚信危机等,是当下面临的颇为棘手的问题,已经引起有识之士的高度关注,有人甚至发出了“拯救人心”的疾呼。
  资中筠:在一个诚实守信处处碰壁而坑蒙拐骗风险很小的制度下,道德滑坡是难以避免的。
  记者:对于如何改变这一现状,主流官方包括部分知识界人士,认为要建立核心价值观。但中国文化背景下的核心价值观所指为何,及如何真正达成等问题上有争论有分歧,难以形成共识。
  资中筠:人类从野蛮走向文明是有普遍的共同的追求的,这就是普适性的价值观。它存在于各民族的宗教、哲学和社会公认的善恶标准之中。如果不带偏见的话,把每一个民族精神的精华抽出来,包括儒学的精华部分,你就会发现其实同多于异。越进入现代,人类共同的追求就越多。你无论走到哪一个陌生的国家,就会发现其实一般的善、恶,好人、坏人的标准都是相同的。另外,要自由是人的本性,也不会因国界民族而异,否则为什么古今中外不约而同都把监狱(剥夺自由)作为惩罚?那么,没有法律根据,无端侵犯或剥夺别人自由就是恶行。所以最高核心价值观应该是普适的。
  记者:的确如此。您说到的是非、善恶,包括自由、平等等价值观念,我想都因其有普世性被普遍认同、接受。但具体到特定的国家、民族,一般领导层都强调要从自己的国情出发。因此,普世的观念在施行过程中会有很大差异。在一些情况下,就会变得有名无实。相比而言,文化有更大的通约性,也有一种非常流行的说法称,“文化无国界”。您怎么理解?
  资中筠:第二层的文化,例如文学艺术、礼仪习俗等等是各民族、各地域都各有特色,在漫长的历史中免不了互相交流、渗透、影响,但不必求同,也不可能完全趋同。当然有些陋习、恶俗是应该淘汰的,各民族都一样。每一个民族的伦理道德观念有自己的表现特色是长期历史形成的,在不同的发展阶段也不可能一成不变。但不可能从上而下强行设计出一套来让大家认同。
  记者:我想这方面很难直接照搬西方的经验,所以要从传统思想文化中去吸取精神资源。长期占据我国思想正统的儒家文化,正在这一背景下重新得以盛行。以您的观察,从中能否提炼出体现核心价值观的内容?又该是怎样体现的?
    资中筠:如果要发扬儒家的精神,那么儒家首先提倡的是倡导道德价值的在位君子要“以身作则”,然后感化民众(小人)。如果做不到这一点,那么就只能沦于伪善。
  记者:从欧美国家发展的经验看,在社会大变革时期,文化一般都起了先导作用。比如众所周知的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在中国,“五四”新文化运动,可以拿来做此类比。遗憾的是,由于当时特殊的国际国内环境,“五四”倡导的启蒙精神,很快就在救亡的时代命题下失落了。到上世纪八十年代改革开放,起初在政治的影响下,也产生过伤痕文学、反思文学等思潮,之后很快就被边缘化。现在的情形是,在社会主流层面,甚至于很少感受到文化、文学的影响。
  资中筠:我写过一篇文章讲文化与制度的关系是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关系,那是从历史发展角度讲,当前主要是制度问题,不能指望文化起先导作用。现在还有一种误区,就是把制度和法律应该承担的问题让文化来承担。例如食品安全问题,大家对奸商深恶痛绝,都从道德层面谴责,人心大坏,干出这么伤天害理的事。但是如果不能用法律严加治理,使那些往食品或药品中掺毒的商人和与之勾结的贪官得到严惩,那么那些有道德、守规矩的同行只能因竞争不过而破产。无论文人写多少文章和小说都没有用,何况在与权势结合的情况下,这些文章和文学作品大多会被禁止发表,把孔夫子和雷锋请出来也没用。所以目前不宜夸大文人的作用。
  记者:但知识分子未必甘于这种边缘地位,他们向往五四时期,还有上世纪八十年代知识界迸发出来的活力和激情。近读几位学界中人的文章,他们不约而同提到,我们当下讨论的一些话题,实际上在“五四”时期,就已经被一些学者讨论过,而且相比讨论更为深入。这感慨声中,有欣慰也有颇多无奈。
  资中筠:“五四”的新文化运动固然起了很大的积极作用,但是那些言论之得以充分发表,也有赖于辛亥革命以后的民国所提供的言论空间。如果还在文字狱盛行的清朝,能出现这样的运动吗?我认为与其说是“救亡”压倒了启蒙,不如说是后来的革命压倒了启蒙。
  记者:怎么理解,能否展开谈谈?
资中筠:我认为启蒙原来是与救亡一致的,而且启蒙就是为了救亡。从鸦片战争之后,无数仁人志士清醒地认识到中国的落后,才开始向外寻求强国之道。由枪炮到声光化电到政治制度到立宪,然后发现“民智之未开,何以共和为?”(严复语)于是以开启民智为己任。这个思路是很清晰的。即使在艰苦的抗日战争时期,文化的建设并没有中断。后来是由于以一种思想指导革命,再次“定于一尊”罢黜百家,而且即使那定于一尊的思想也只能由一个人解释,所有的人,包括硕学大儒,都被剥夺了独立思考的权力,或者干脆丧失了这个能力,这才彻底压倒了启蒙,全民陷入蒙昧。民族也又一次遇到了危机。所以三十年前的改革开放是与思想解放同时进行的。也就是重新启蒙。这个过程还没有完。
  记者:您一直关注教育,尤其是大学教育问题,并为此忧心不已。前不久,北大教授钱理群在一次会议上称,北大等大学正在培养“精致的利己主义者”。这些人高智商,世俗,老到,善于表演,懂得配合,更善于利用体制达到自己的目的。我想,他这么说未必是危言耸听,利己主义的思想泛滥,会侵蚀一个国家、民族的精神根基,更不利于形成健康的公民社会。
  资中筠:我基本上同意钱理群教授对当代受过高等教育的青年的忧思。这就是我上面提到的青年人太多实用主义,太少理想主义的问题。当然钱老师在大学多年,体会更深。上世纪八十年代是一次思想解放、新启蒙的时代,那时的大学生意气风发,求知欲旺盛,有强烈的理想主义,可望继承五四传统。北大尤其是重镇。可惜这种精神被扼杀了。九十年代经济起飞而人文环境逆向而行,造成物质生活改善而精神萎缩。关于现行教育制度,批评的意见已经很多,我不想多说了。总之好像有一只看不见的手,从各个方面把青年学子引向钱理群教授所说的那种精明、实用的取向。我有时也有点同情当代的学生。
   还有留学生。过去的留学生学成回国,有一种普罗米修斯偷天火的精神,真心诚意要用所学的知识改造中国。现在多数留学生到国外寻求自己的发展,找到安身立命之所,在全球化的背景下,这无可厚非。有人还愿意回来作些贡献,当然很好。但是有些“海归”不满意在国外的地位,回来谋求个人的发展,不但不能推动社会前进,而且有意投权势之所好,与潜规则同流合污。由于其特殊身份有更大的话语权,比钱理群教授所提到的那种中国大学生可能起到阻碍中国社会进步的作用还要严重。
  记者:在我的感觉里,您是一位真正具有世界意识的专家、学者。读您的文章,每每为您开阔的胸襟和视野折服。您不单在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上,做到推己及人、设身处地。在对国家与国家、民族与民族等关系的思考上,也同样如此。我想,这大概得益于您早年从事的外事工作,还有近年国外的游历生活。事实上,您也曾提到,我们应该把思维从“前全球化时代”,真正转向全球化时代。
  资中筠:我看问题常常超越国界,从全球看,从大历史看。这可能和我的专业是研究国际问题有关,但是也与我从少年时期所受的教育有关,我最近写了一篇文章介绍民国元年(1912年)出版的小学国文和修身教科书。那部教科书贯彻的宗旨就是培养“共和国民”,不但讲现代公民的权利和义务,而且颇具世界眼光,内容涉及面极广,包括世界历史、地理,并且强调人类的博爱。我本人没有赶上学那一套教科书,因为那还是在白话文运动之前,是文言文的,但是我从小学到中学所学的内容基本上也是这个思路。
  再加上我上面说的,我们这代人成长过程就是民族危亡之秋,所以习惯思考超越个人和家庭的问题;较少关注和追求物质享受。我觉得现在的青年太实际、太实用,对社会、对世界、对暂时与个人利害无关的身外之事缺少好奇心,当然这与我们的教育制度把人变成考试机器也有关系,也与整个社会的拜金主义风气有关。但是毕竟,未来社会是需要青年去创造、去革新的。所以我特别希望年轻人尽可能的视野开阔一些、目光放远一些,对他人多一些同情心,对世界和自然界多一些好奇心。
   记者:和许多从特殊年代走过来的知识分子一样,您也经历了从独立到迷信再到反思的心路历程。您最后激流勇退,选择从事学术研究和写作,我想一定有像贝多芬之所以用生命谱写乐曲那样“非如此不可”的理由。这理由是什么?写作对您来说意味着什么,又是什么支撑着您经年累月、孜孜不倦地追问和探索?
  资中筠:许多人问过我这个问题,我回答不上来。我没有改变现状的能力和雄心,只能说是惯性作用和本能推动我去写,欲罢不能。我还有一定的精力,不读、不写,那整天呆着做什么呢?有些是被动的。例如现在是接受你的要求,在你的推动下,说了这么多话。当然,既然我认为我现在的想法是对社会有益的,我也愿意有机会与更多的人分享。与人交流也是我的兴趣之一。特别是如我一再说过的,无论如何,希望在中、青年。所以我的作品多一些青年读者,我的话得到青年学生的倾听,我会感到欣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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