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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教劝善书的道德赏罚 [复制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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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线墨若
 
只看楼主 倒序阅读 使用道具 楼主  发表于: 2015-12-10

发展规划处 洪霞

         自道德现象产生之日起,道德生活就与赏罚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道德赏罚作为一种调控社会生活的特殊手段,其价值在于调节社会关系、维护社会道德秩序,最终促进社会道德自由的目标实现。道教劝善书是基于宗教善恶因果报应信仰而形成,以《太上感应篇》的出现为标志,强调个人积善立德的一批道教劝善经书,包括《文昌帝君阴骘文》、《太微仙君功过格》和《关圣帝君觉世真经》等等,产生于宋代,盛行于明清时期。“诸恶莫作,众善奉行”是道教劝善书的内涵精义,借助于超世俗的力量对广大民众进行道德调控,构筑了一套高居于人类社会之上的道德监督和赏罚体系,其独特的道德赏罚思想在一定程度上对当时世俗社会的弘道扬善起到了重要作用,对现代社会道德的建构也具有重要的参考借鉴价值。
          一、道教劝善书道德赏罚的主要思想
道德渗透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所以,道德的功能也必然在社会的方方面面表现出来,这就决定了道德赏罚有着无所不包的广泛性。在道德生活中采取超世俗神灵的赏罚手段,是一定历史时期的特殊产物。道教劝善书强调道德至上,把一切天灾人祸都归结为是道德问题,认为国家贫穷、民族落后、家庭和个人的不幸等等都是由于道德的缺乏,是由于人们做了违背良心和道德的事所带来的恶报,其根本宗旨在于劝人行善积德、去恶从善。道教劝善书的道德赏罚是托神灵名义降授,以兴善去恶为目的的,根据善恶因果报应原理把道德劝化作为主要内容,通过一定的道德原则、规范明确善恶条款,同时强调个人对自己命运祸福的决定权,借劝善惩恶的灵验警示故事引导人们行善去恶。
         道教劝善书的道德赏罚涉及人类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无论是《太上感应篇》、还是《文昌帝君阴骘文》、《太微仙君功过格》和《关圣帝君觉世真经》等,都是主要包括扬善和惩恶两方面的内容,表现为一些具体的可操作的行为规范和守则。其中最有影响力的是北宋末年出现最早的道教劝善书《太上感应篇》,其内容涉及家庭、自然和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太上感应篇》共列出善行二十四条,恶行一百六十条,善行包括忠孝、怜惜孤寡、扶助贫弱、谦恭、慷慨等,恶行包括对五常人伦破坏的行为和心理等等,行善的标准是“是道则进,非道则退”,以道作为伦理道德的最高标准。《太上感应篇》中既有对行善积德的规劝,又有对为恶者的惩罚,以说教和惩罚相结合,所提出的规范明确,便于自我省察和劝善世人。此后的道教劝善书大致仿效这一模式。道士自记善恶功过的簿册《太微仙君功过格》也分别记功过两类,功格三十六条,过格三十九条。其中功格分为救济、教典、焚修和用事等四门;过律分为不仁、不善、不义和不轨等四门,便于明了功、过的数目。规定治人疾病、救人性命、传授经教、为人祈禳、劝人行善等皆记功,行不仁、不善、不义、不轨之事皆记过。《太微仙君功过格》要求信徒逐月记录功过,一月一小结,一年一大结,提出善多者多福,过多者得咎,鼓励道士和信徒避恶行善。后来的《十戒功过格》也有“一戒杀”、“二戒盗”、“三戒淫”、“四戒恶口”、“五戒两舌”、“六戒绮语”、“七戒妄语”、“八戒贪”、“九戒嗔”、“十戒痴”,包含了对行善去恶的要求,且“功”和“过”的大小被量化。如无故杀有功于世之畜,一命为五十过,救一有功于世之物,为五十功等等。《关圣帝君觉世真经》也是道教善书中劝善性与惩恶性相结合的道教善书之一,书中共列善行三十六条,恶行四十六条,涉及人对神明、父母、君师、朋友、宗族、家庭等多方面的道德原则,开篇就指出要敬天地、礼神明、奉祖先、孝双亲、守王法、重师尊、爱兄弟、信朋友、睦宗族和乡邻等等。道教劝善书的道德赏罚虽然是一种宗教性超世俗的赏罚思想,但对于促进社会人心向善,提高社会道德水平却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道教劝善书道德赏罚的具体方法
通常来看,“依据赏罚施与主体的不同,我们可以把道德赏罚分为社会赏罚、自我赏罚、自然赏罚三大类”⑴。而道教劝善书中的道德赏罚主体则依托此三者之外的超自然神灵。劝善书一般都假托道教神灵的名义降授。如《太上感应篇》首先介绍道教掌管报应的神谱体系,借太上老君之口详细叙述善行与恶行;指出世人皆有神明监督,并记录对失大小,以削减其寿命,劝告世人必须远绝过失。《太微仙君功过格》卷首之序就称著者梦游紫府,朝礼太微仙君,得受功过之格,梦觉后撰写成此书。其目的也是借神的权威来提高其神圣性,通过神为人颁布的这些道德条规,监督条规的执行到对世人执行情况的奖惩。
         ㈠ “积善成仙”的道德奖赏
道教劝善书通过宣传积善成仙来进行劝善,指出通过行善积德的方法人人都可以成为神仙。如《太上感应篇》开篇就有太极真人赞曰:“太上垂训,感应之篇。日诵一遍,灭罪消衍。受罪一月,福禄弥坚。行之一年,七祖升天。久行不怠,寿命长延。天神恭敬,名列诸仙。”⑵认为人只要坚持不断地去恶行善,广行善事,积累功德,就可以成为善人,进而由善人成为神仙,称“所谓善人,人皆敬之,无道佑之,福禄随之,众邪远之,神灵卫之,所作必成,神仙可冀。夫欲求天仙者,当立一千三百善;欲求地仙者,当立三百善” ⑶告诫世人世间种种善报皆由积善而得,所谓善行有善报,是天道的福善,而且还能泽及后世子孙,用积善成仙来规劝世人要多行善积德。《太微仙君功过格》也指出世人欲能“依此行持,远恶迁善,诚为真诚,去仙不远矣”。⑷《文昌帝君阴骘文》开篇即从文昌帝君现身说法来告诫世人只要都能效法他行事,定能得到福报。这种成仙善报的思想对世人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特别是那些追求来世福报和有成仙幻想的人们,自然努力多行善事,广积阴德,诸恶皆不作了。劝善书中也指出即使世人因修善未能成仙,神也会赐于如福、禄、寿之类的好处给世人享用,劝人积善获福。
         ㈡ “夺其纪算”的道德惩罚
道教劝善书“是建立在信仰超自然报应的基础上的,这种信仰相信上天和神灵将奖善罚恶”⑸。道教劝善书围绕神灵开展道德教化,推出“司命”信仰,认为神是有意志、有目的、能主宰人间一切的具有人格的神,有赏善罚恶的能力,既能给善人最期望得到的奖赏,也给恶人最畏惧的惩罚,在一定时候司命神会将个人的善恶行为告知具有赏罚能力、掌人生死寿夭的神。如人体内有三尸神,上天有三台、北斗等司命,灶神则与人在家中共居以监督家人的善恶行为等,形成了一套疏而不漏的神灵监督系统。神灵对人命运的安排完全根据人一生所积累的善恶数量来决定,随人的功过作出相应的奖惩,“随其轻重,夺其纪算”,直至“算尽则死,死有余责,乃殃及子孙”。道教劝善书还指出神灵对人的监督,不仅仅是人的言论和行为,还包括人头脑中的念头,使做了恶事和甚至怀有恶心的人都要受到惩罚。劝善书把神所制定的律法叫“天律”或“阴律”,比世俗的律法更完备更严厉,对世人宣扬“举头三尺有神灵”,神灵成为监察人间道德行为的潜在力量。由于有民间人们敬畏的无所不在、无时不在的神参与世人的道德赏罚活动,使人们有了行善去恶的内在趋动力,广大信徒面对道德惩罚的恐惧也不得不自觉地弃恶从善,尽力修善积德,其所产生的社会意义和影响广泛而深刻。
         三、道教劝善书道德赏罚的贵生情怀
道德“赏罚内容的客观依据是人的需要。可以是针对生存需要的赏罚,也可以是针对发展或享受需要的赏罚;可以是针对生理需要的赏罚,也可以是针对安全、爱与归属、尊重、自我实现等需要的赏罚。”⑹依据此种划分,道教劝善书的道德赏罚的内容则有着无所不包的广泛性。既有针对生存需要的赏罚,又有针对发展或享受、安全、爱与归属、尊重及自我实现等需要的赏罚。但无论是生存需要的赏罚,还是发展或享受、安全、爱与归属、尊重及自我实现等需要的赏罚,都是建立在生命基础之上的赏罚。
国人历来重视生命,提倡“生命是自己最宝贵最有价值的东西。一个人如果贵生轻物,那么即使他失去身外名货,得到的却是最宝贵最有价值的东西:健康长寿;反之,如果他重物轻生,那么即使他得到了身外名货,却失去了性命,岂非杀身以易衣、断首以易冠?所以,贵生是善待自己的根本原则。”⑺道教重视人的现实生命,把人的生命价值神圣化。在道教劝善书道德赏罚的思想中,一切思想都围绕着生命而展开。道教劝善书是带着一种对于生命的普遍的慈悲和怜悯之心,要求以“贵生”的情怀去善待生命。道教劝善书认为人行为的善恶与人生的祸福等命运相联系,利用延年益寿和羽化登仙作为对积善者的道德奖赏。“所谓“延年益寿”是对人类生命而言的,所谓“羽化登仙”则是超载人类有限生命局限的一种理想奋斗目标。二者都蕴涵着对生命的极大热情。”⑻道教劝善书还宣扬用折寿和死亡的方式来对为恶者进行道德惩罚。如《太上感应篇》就以人体内有三尸神监督的方式来警戒人们不要有恶的念头,不要为恶,否则神将记录下人所犯的罪恶,最终折其阳寿,给之最可怕的惩罚。无论是道德奖赏还是道德惩罚,道教劝善书都将生命作为其赏罚的基点,因此,可以说,生命问题是道教劝善书道德赏罚的基础。另外,道教劝善书还提倡生命的平等性,认为自然界一切生命都是平等的,将对人生命的重视进一步扩展到自然界一切生命的重视。李昌龄在注《太上感应篇》“慈心于物”时指出慈为万善之本,认为对于一切生命的慈爱是善的根本。道教劝善书中对人的道德奖赏和道德惩罚中也都包括了人对自然界其他类生命的道德行为后果的赏罚。从这一角度来看,道教劝善书的道德赏罚就带有了普遍的贵生情怀。
         四、道教劝善书道德赏罚的现代价值
不管是采用了怎样的手段进行道德赏罚,也不管这种道德赏罚谁施谁受,只要是道德赏罚,它就服从于道德的根本目的,它必然既是维护社会公正的手段,又是实现道德自由的手段。道教劝善书通过其与众不同的伦理神学形式,借助神的力量阐述了天人感应的善恶报应观,劝告世人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其独特的道德赏罚思想对促进人心向善和加强现代精神文明建设都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
         ㈠ 有益于现代个体道德人格的塑造
人之所以能够不断地选择善和实施善行,很大程度上是依赖社会的教育,教育的方式则需要得到人的认同和接受。对于现代个体而言,道德是一个既定存在的客观现象,也就是说现代个体虽然并不是一出生就是一个道德个体,但总是处于现代社会风俗和道德习惯之中。而作为一个相对独立性的个体,现代个体必然内在而又客观地存在一种道德需要,正是这种道德需要决定了道德个体。由于人最初并没有道德意识,所以原初的道德个体只能被动地接受社会道德的调节而达成,长久往之,社会道德被个体接受、内化,道德就从外在道德而内化为内在道德。道教劝善书在现代个体道德人格塑造方面发挥了其他学说所不能替代的作用。道教劝善书是建立在期待个体道德本心的主体自觉的基础上的,正如日本学者福井康顺评论说:“功过格的出现,标志着中国人人认识到,可用自己的手改变自己的命运,改变吉凶,这是他们精神生活中划时代的成果。”⑼劝善书以广大普通民众为劝化对象,采用广大民众易于接受的劝化方式,以规范和劝导为主,以大量具体的道德规戒从赏、罚两方面说教,引导人们遵循道德规范,勿求做到“诸恶莫作,众善奉行”,道教劝善书的这种简单、通俗、操作性强的个体教育方式对现代个体道德人格的塑造有较强的指导意义。另外,劝善书中个体行善积德成仙的思想及通过神明的监督强化道德规范的方式对一些现代个体道德人格的塑造也能产生一定的作用,能够激起个体内心美好的道德情感,有助于个体道德的日臻完善,也是现代德育手段的一个有益补充。
          ㈡ 有益于现代公益慈善事业的倡扬
慈善救助是中华民族世代相承的传统美德,是公众自愿对社会弱势群体的无偿救助行为。现代社会生产力快速发展,人们生活水平提高了,同时拉大了贫富之间的差距,影响社会稳定的因素增多。现代公益慈善事业是现代社会保障体系的有益补充,是推进社会发展,构建和谐社会的必要条件,发达的慈善事业也是社会文明进步的表现。道家劝善书中强调每个人都要有济世度人的社会责任感,都要遵守社会公共准则,要友善地对待他人,人与人之间要实行互助互爱,号召信徒施舍多余财物以济世救困。如《太上感应篇》中的“矜孤恤寡”、“敬老怀幼”等就是一种慈善思想,告诫人们要常怀一颗积德行善之心。《文昌帝君阴骘文》提倡救人之难、济人之急、悯人之孤、容人之过,将做善事作为人们修阴骘的一部分。《关圣帝君觉世真经》则提出救难济急、恤孤怜贫等慈善方法来行善。道教劝善书中行善积德的目的虽然是个体的羽化成仙或获福等功利性原因,但其倡导慈爱之心,提倡社会救济和公益事业的思想有益于对现代公益慈善事业的倡扬。
          ㈢ 有益于现代和谐社会的完整建构
当今社会现代化的发展呈现出一系列不和谐的因素,如环境污染,生态危机,社会利益多元化,社会道德新旧观念冲突、社会矛盾复杂化等等,国家、社会和个人的关系也在重构当中。面对人与人、人与自然以及人自身的诸多矛盾危机,挖掘社会传统道德资源的积极影响来为现代和谐社会的建构服务是当中之要。道教劝善书认为神有赏善罚恶的能力,且尊奉的神都是道德上的典范一方面以积善成仙的道德奖赏引导人们践行道德规范,另一方面又用外在神惩罚作恶者来警戒、约束人的行为,其思想已部分或全部融化到了道教信徒甚至当代一些民众的日常思想当中,对信教群众和不信教群众的良性互动、对形成社会凝聚力都具有重要作用,这些积极因素也可以为社会的安定团结起到一定的辅助作用,有益于现代和谐社会的完整建构。

          当然,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道教劝善书中的道德赏罚思想仍属于非主流道德赏罚手段。社会主义社会是多元文化共生共存的社会,多元文化相互交流、对话与交融,因此,道教劝善书中的道德赏罚思想对社会主义现代和谐社会的建构具有参考和借鉴作用。

参考文献:
⑴ 金木苏,《道德赏罚论》[M]湖南大学出版社,2007年12月版,第4页。
⑵⑶ 《太上感应篇》,《道藏》第27册[M],文物出版社、上海书店、天津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941页,第942页。
⑷ 《太微仙君功过格》,《道藏》第3册[M],文物出版社、上海书店、天津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449页。
⑸ 包筠雅,《功过格:明清社会的道德秩序》[M],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页。
⑹ 曾小五,《道德赏罚:现象与概念》,《道德与文明》,2003年第1期,第17页。
⑺ 王海明,《贵生论》,海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1期,第19页。
⑻ 詹石窗,《道教生命伦理与现代社会》[J],《中国哲学史》2003年第2期,第59页。
⑼ 福井康顺(日),朱越利译:《道教》第一卷[M],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14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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