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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伯尔曼 法律与宗教 有感 [复制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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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线墨若
 
只看楼主 倒序阅读 使用道具 楼主  发表于: 2015-12-05



整整十年前,梁治平翻译了美国哈佛大学法学院伯尔曼教授的《法律与宗教》。这本薄薄的书不仅简要地讨论了历史上法律与宗教的复杂关系,而且在学理上分析了法律与信仰之间的“内在的”、“深层的”联系。一些精彩的语句,例如“没有信仰的法律将退化成为僵死的教条”,“而没有法律的信仰……将蜕变成为狂信”,简洁且深刻。

在书中作者探讨了历史上法律与宗教的发杂关系,分析了法律与信仰之间的内在的、深层联系。哈德罗J.伯尔曼认为,在所有的文明里面,法律都与宗教共享四种要素,即仪式、传统、权威和普遍性,法律需要宗教赋予其神圣性,宗教需要法律给予社会性。从法律角度上说,在当前社会中缺少对法律的信仰,从而使法律面临危机的根本原因,就在于法律本身缺乏其宗教性,于是,改革法律就需要建立的宗教精神,根本上就是建立人们对法律的情感。作者指出,任何一种法律,倘要获得完全的效力,就必须使得人们相信。
重心立足于法律,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伯尔曼的观点:法律不仅包含有人的理性和意志,而且还包含了人的情感,人的直觉和献身,以及人的信仰。就目前来看,强调这一点于现今、于中国社会,依然是有非常重大的意义的。
仪式。重视法律仪式不仅不历史承继的结果,而且是人类理性的选择。伯尔曼所指出的,“法律的仪式将所有法律制度(哪怕是最原始的法律制度)的基本前提——相同案件应当有相同判决——符号化(使之实现):它们把这一前提从知识观念和道德义务提升为一种集体信仰。……法律像宗教一样起源于公开仪式,这种仪式一旦终止,法律便丧失其生命力”。无论是现代的法袍、法槌、法庭设置抑或是辞令程式等都应当得到认可与尊重,而不是像某些学者所说的“装神弄鬼的形式主义”。相反,这些法律仪式使得公平、正义以一种被看得见的方式得以实现。
  传统。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有着鲜明的特征,有过辉煌的历史功绩。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有着许多积极因素值得继承与发展,比如价值上亲民和谐,监督机制上专门监督和多重监督相结合等等。社会结构与政治体制的变迁决定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与现代法治理念之间必然会有根本的差异,但是文化的惯性力量和传统法律文化自身的一些积极因素使得我们必须正视传统、重视传统。在立法、司法、执法过程中只有重视法律的本土化因素,避免现代与传统、国外与本土的激烈冲突,才能不影响法律本身的实效,不破坏法律的信仰。
权威。法律权威是法治实现中的精神要素核心,也是我国法治化进程的第一步,只有完成这一步,才有可能期望民众对法律的良好遵守、尊重和倚重,一个良好法律秩序的社会才可能建立。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面临的问题最紧迫问题不是形成法律信仰,而是如何树立法律的权威,培养“法律至上”的全民习惯。法律权威的树立依赖于人民的内心推崇即法律意识,依赖于法律本身的内在力量即良法,还依赖于法律的执行力即公正高效地执法。唯有主客统一、内外并重,才能在全社会强树立、强化法律的绝对权威。
普遍性。作者对法律的普遍性作出了经典诠释,“罪行要受到惩罚,侵权应受到补偿,契约应当被遵守,政府应当着重个人的德行等”, 法律的这些价值的普遍化与宗中的慈爱、仁义、因果等价值是一致的。同宗教一样,法律的价值得到人们的内化,从而使得法律得到人们的普遍遵守而使法律得到普遍的实现。法律的普遍性不仅要求公民平等地遵守法律,亦要求法院在司法过程中同案同判。破解同案不同判的难题固然要加强法官队伍的建设、加强对法官裁判行为的控制,笔者认为加强立法的预测与规划更为重要。亚里士多德曾指出“法治应包括两重意义:已处理的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而大家所服从的法律又应该本身是制定得良好的法律。”法律之间协调一致、立法同社会需求合拍,才能从源头上放置同案不同判现象。
      最后,我想就书中关于法律发展末世论的人类共同体的出现谈谈自己的看法。中国社会的法律需求,根基于中国差序格局的社会关系。这与西方国家的法律不同。我同意伯尔曼法律全球一体化的发展观,但是也支持各个阶段法律发展的本土化。这二者并不矛盾。通过对法律永恒精神的诉求,人类共同的目标最终会实现,然而我们能够选择到达的目的地最佳途径。
  
  




——读《法律与宗教》有感

题记:根,就是本质。每当我们遇到问题时应该回归到根以寻求解脱,而不是流于形式,高喊口号,大声宣传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


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它将形同虚设”,这曾经是一句让诸多法律学子产生共鸣的话。直到到了今天它仍旧保存着自己的意义。

在我看来,它像警钟,时刻提醒法律工作者不要偏离应有的方向。

很明显,信仰缺失已经成为现在社会亟待解决的问题,我觉得这个时候任何
谈论信仰价值问题的人都不是务实的人,都不是有革命性的人,都是安于现状、

不思进取、不负责任的昏庸懒惰之人!我们能做的,也是必须做的,就是找回我们的信仰!作为法律工作者(虽然我只是个学生),我们的责任就是通过努力让大家信仰法律,而不是告诉大家去信仰法律!

其实在我看来,《法律与宗教》一书最珍贵的一句话是:“没有信仰的法律将退化成为僵死的教条”,这就是法律的悲哀,然而现在,这种悲哀正在慢慢变成现实。为什么会这样,下面我将简要分析。

从前,中国历来是人治的国家。

五四运动之后到新中国成立再到文化大革命最后到改革开放,西方文化逐步传入中国与此同时中国传统文化被极大地破坏,从而有了依法治国的立足之地。但问题的根源是,五千年的历史文化让“人治”成为任何一个中国人都难以抗拒的习惯。

加上法律的修订,法院的裁决都是由人参与完成的。于是,有了新思想的中国人(改革开放和互联网出现后,人们更容易接触新事物新思想,

也更容易进行思想上的交流。

所以,每个中国人都有自己的判断标准。

所谓的新思想也就是让中国人不能轻易相信中国社会传统思想的各种思想的总和。)便不太容易能相信这种畸形的法律体系。这种情况到了近年,伴随物质文明的高速发展,社会竞争压力越来越大,人的物质欲望越来越多,人们也变得越来越现实。

为了生存,很多人都开始运用自我膨胀增强自己的信心以鼓励自己继续生存在这样的社会中,

这些人开始盲从(盲从于自己活着盲从于有金钱权力地位的人)。于是更不把法律放在眼里,不再信任法律,更不会有什么信仰。

最可怕的现象莫过于人们仅仅以为法律就是惩罚人的工具,一旦有人能够逃避躲避甚至承受住这种惩罚,他就敢肆无忌惮的触犯法律!

现在,我已经心惊胆寒于我的想象——所有人都不再信任法律„„

法律究竟由何而生?这个问题其实再简单不过:就是为了调整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从而为构建一个现代和谐社会奠定基础!

如果法律做不到这些,也就没有必要也么有资本让大家相信,更别说去信仰!

说到这,我要问了,现在的法律能做到这些吗?法律能做到的话,法院能做

到吗!

为什么新中国成立这么久以来,中国已经进步了这么多之后,还有很多人认为中国是人治的社会。

就是因为有些人在鼓吹公平的时候自己却贪得无厌的去压榨别人!

这些压榨当然不像地主似的那么残忍,而是用一种强制欺骗的手段(你让我信你,我不信你你就会打压我,但是如果我信你你又做不出让我能相信你的事),利用所有人的信任和天真,再加上手中已有的钱或者权,来谋取自己灰色的利益。

说白了就是中国在政治体制改革上没有任何作为,大家抱着封建主义思想过着无产阶级的生活,能不出问题吗!

写到这,貌似离题越来越远了,其实不是。

这就是为什么文章的题目叫做根:

治病要治根。

所有的问题所有的弊病都是相通的。法律信仰缺失也就归结于信仰缺失,信仰缺失也就归结于人们精神文明道德观念的丧失,如此一来也就必须从问题的根源开始寻找:

国家政策的问题,或者全国人民的问题。

但是当这个社会被很大程度上细化之后,一切问题又都归结于“根”的问题的时候,谁来负责任解决?我认为,一旦这种情况出现,那就是全体人民的责任,所有人都有义务去解决问题,至少投入一定的力量来参与解决问题。这会儿,也就不分你的能力、地位或者财富了,我相信每一个人都有能够解决这一问题的能力!

我想,一个学生都能看见的问题专家们肯定更容易就发现了,但是为什么没有专家站出来解

决,没有专家站出来以身作责身体力行,甚至没有专家稍微的不去妥协一下!

我很不明白,这就是社会黑暗的力量,这就是人性黑暗的力量,这就是人?

从小,我就听大人们的话:“如果你不能改变社会那么就融入它、适应它。”

于是我进入了社会,融入了他,适应了他,败给了他!我现在无比的后悔,我后悔没有读懂这句话的前提:

“如果你不能改变这个社会”!


我,有没有曾经试图改变过这个社会!


法律与宗教 读后感
真诚是美酒,年份越久越醇香浓型;真诚是焰火,在高处绽放才愈是美丽;真诚是鲜花,送之于人手有余香。一颗孤独的心需要爱的滋润;一颗冰冷的心需要友谊的温暖;一颗绝望的心需要力量的托慰;一颗苍白的心需要真诚的帮助;一颗充满戒备关闭的门是多么需要真诚这一把钥匙打开呀!

《法律与宗教》一书中整体性的危机,一则是法律信任和信仰的丧失,二则是对基本宗教信仰的丧失。这些更表现在于50岁左右的男男女女,因为他们更严肃,更有社会责任,更具备讨论生活意义的需要。为此根源伯尔曼追究于法律和宗教的被迫割裂的迷思。其实这种迷思一直存在于西方或者东方现代化进程中,人权和人性解放后,功利主义和自我私欲释放,则让人们更沉醉于现代化成果中。这种迷思从尼采和海德格尔开始,直至现在,伯尔曼似乎想打破这种迷思。

这场整体性危机存在于当时各类狂躁的人群中,伯尔曼比较扩大认为各种和平主义、公会组织或者人权主义者都是一种盲目信仰和迷信(此处我不赞成,但我坚信伯尔曼是一位天主教家庭出身的人,不然不会对人权主义和权利争取方式反感,至少新教不会对诸如此类的反感或者不安),伯尔曼认为盲目信仰和迷信泛起在70年代的社会自发性公会和权利抗争组织中。例如:对世界末日恐惧,公会组织采取一种不合作态度,集体冷漠对待死亡和痛苦。这样的问题困扰着那代美国人,也困扰着大多数享受着现代化和资本主义优良的人们。

而伯尔曼在书中也写到“作为一个民族 作为一种文明一级作为人类,我们将有忍受旧时代死亡痛苦的坚韧毅力,有对重获新生的热烈期望。”,对于这种迷思和困惑,正是伯尔曼想打破的旧时代,整本书或这个时代中伯尔曼都在寻找对迷思和困惑的解答,但旧时代死亡也需要付出很惨痛代价,但他坚信我们能够承受这种痛苦。

伯尔曼在书中写到“人类生活的这两个方面彼此制约,又互相渗透,它们处于对立之中,但是没有另一方,则任何一方都不能够完满。宗教因法律而具有社会性,法律因宗教而获得圣神性。没有信仰的法律将退化成为僵死的教条,而没有法律的信仰,将蜕变成为狂信。”这个时代存早已不是非此即彼,或者非彼即此的时代,而是即彼即此,主体客体互相作用的结果,而法律和宗教亦是如此。如何将理性法律和感性宗教,法律中的宗教和宗教中的法律,法律和宗教中的感性认识和理性思维,进行相互作用,发挥效力,则是整本书讨论重点。

对于法律和宗教其他部分,不追讨论,主要针对的是以下两个问题进行讨论。

宗教社区管理的法律价值

伯尔曼认为70年代盲信或者迷信的自发性公会组织,是一个可怕的结果,而且是稍纵即逝的。在现在就可以反驳伯尔曼观点,自发性公会组织是基督教社区演化,也是一种自治的表现。基督教社区聚集是依靠社会中的基督教信仰和社会普世价值的统一,而这种自治也极大融合法律的机械性。基督教社区主要依靠在社区中的教职人员活动,教职人员也参与于社区各阶层社会活动,并辅以一定的管理责任。这也是公共管理最初模式。而我在桐庐、温州各地遇见了各类来自于欧洲的教职人员,他们主动参与当地社会活动,修缮教堂,并负责当地乡村的传教、教育和基本医疗服务工作,并承担部分乡村管理功能。虽为特例,但也基本反映了西方教职人员和教堂、社区管理的关系,因此公会或者自发性组织,乃至于公共管理组织,更为先进的ngo组织,都基本是基督教社区范式演化。而公共治理现越来越为大家所关注,其原因不言而喻。基督教社区或者其他宗教社区,中国类似家族或族群概念中,在宗教概念中的法律,早已不是我们所说的律法或者狭义的法律,至少可以扩展到公序良俗。而宗教作用更是一种社会黏合剂,有效填补了世俗中法律和道德的冲突。

宏大的社会主题

伯尔曼将法律中的宗教和宗教中的法律分开讨论,也谈到了他们间的联系,最后想超越了宗教和法律的最终关怀和终极目标,就是他眼中的法律和信仰结合,最后升华到了统一的信仰。

从一开始伯尔曼给我们的题目过于庞大,可能从一开始我就不应从法律角度去诠释这个主题,社会的迷思和法律的价值,抑或宗教的信仰,单从法律角度出发是无法解释最后一个结论:法律必须信仰,否则如形同虚设。这样口号式的结论,也并非是随处可用,因为他包含着诸多思考。

现代西方法律制度价值是存在于过去两千多年宗教所创造的各种心里基础和价值判断之上,如此法律就必须存在着一定神圣性和权威、传统。如此难道他就不能信仰吗。法律是否值得信仰,不需要再次讨论,而对于伯尔曼那个宏大的社会主题,和社会的迷思,则是我们应该关注的目标。

本书开篇便提出了作者的核心观点:法律并不仅是如韦伯所说的形式理性化的“除魅”过程,法律也需要信仰的要素。法律不是仅仅对于人们之间各种利益进行调节,它也是人与人的社会关系中正义、平等、善等美德的体现。秩序的真正动力来源于内部,法律如果仅仅是利益的分配、实务的处理而不涉及人类生活的终极关怀,它就是走向衰竭的。提倡法律与宗教的关系,并不是要法律走向宗教——虽然作者在文中也显示了这样的期待——而是如人们在19世纪前对宗教的虔诚信仰那样,自觉、自动得生出维持秩序的动力。
    我对韦伯的思想了解甚少,但目前的感觉是,他,以及很多学者都认为形式的东西更可靠——更便于计算和考量(尤其针对需要计算其生产投入的市场经济运行方式而言)。这的确是有一定道理的。但关键问题是,这种形式的考量得势之后,转化为一种极端——反对任何价值评判,似乎只要是涉及价值评价的就是主观的因人而异的不可测的东西。事实上,价值的评价是必不可少的,不论社会发展中道德观异化至何种地步。可能是我对集体道德的乐观主义倾向,我认为价值的考量——正义、平等、公平等所谓“模糊”的因素不可能被完全排斥在法律领域之外。(这段话有待日后商榷,毕竟我对韦伯思想并不了解,只是看了一点点别的学者对他的评价。)
    人类过去的历史显现:法律和宗教是互相渗透的,但此消彼长的关系容易走向极端。当宗教的过度法律化时,教会要求执掌国家权力,导致了教会权力的膨胀和基于教徒不满压迫的新教改革——这是一种偏激;当法律过度宗教化时,一如中世纪水、火裁判和教会审判等——也是一种偏激。如今在集体道德日趋松散和解体;基督教组织瓦解为个人信仰的单独行动;法律趋向于功利性和目的性的大背景下,作者主张法律的信仰性也是一项需要好好统筹的大工程。“过犹不及”,人类历史似乎总在上演从一个极端向另一个极端转变的过程,通向“中庸之道”的历程总是步履维艰,真理确实难于获得,它需要偏执性的尝试,偏执有时是通向适当的必经之路,撞了墙之后方知痛,不撞墙就走对路的情况还是很少的,因为我们对于自然规律和社会发展规律缺乏十足掌控的能力。
    西方哲学中的“二元论”引起了我的关注。西方社会有把世界划分为世俗世界和神灵世纪的传统区分,故有实定法和自然法的划分,自然法以道德为关注点,而实定法是君主统治的工具,故没有那么强烈的道德灌输。而我国儒家传统向来主张天人合一,更多的是“一元论”,我国社会纠纷解决机制也向来很少诉诸于法律,而是通过社会自发机制解决(见费孝通教授《乡土中国》)。在西方律法大量引进的今天,其律法中对于道德的关切缺乏势必会引起我国社会的不良反应——法律规避(见苏力教授《法治及其本土资源》)。
    本文的作者反对“二元论”,反对“非此即彼”而主张“亦此亦彼”。他不喜欢割裂两个事物之间的关系,不倾向在两者之间——法律与宗教之间划定一条绝对的鸿沟,而希望两者互相渗透和促进。作者认为两者都具备仪式、传统、权威和普遍性这四个主要特征。同时引出各个学科之间也应该互相借鉴融合。上学期开设的自然辩证法课程对我有一定启示,结合我对于顶尖理科生的初步了解,他们确实缺乏人文关怀而显得有些“冷漠”;恰如文科生的缺陷——过于激情而缺少实证一样,这其实就是学科间融合、沟通得不够所导致的。怪不得博登海默教授指出,最出色的人才并不是单一学科人才,而是对交叉学科的充分关切。在学科与学科交叉之处,会产生最澎湃的思想浪花。学习刑法专业,不能仅仅把注意力集中在规范刑法学上——但并不代表不去好好学习,也必须对于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历史学等予以关注和学习。
    另外,作者在文中的一个希望非常有启示性:不要作为一个观察者把社会事实当成一个观察对象,而应该置身其中——这也是一个从二元论走向一元论的过程。
    《法律与宗教》这本书的论述角度比较单一,集中于宗教与法律不可相互隔离这一论点上(故书中的部分内容被我忽略),但随着研究生课程的展开和老师在学术上对我的教导,我越发觉得,每个学者对于每个问题的“片面”的论述反而是越“片面”越好,越“片面”,越能最大程度得展现该观点的全貌。而对各种学者的观点全貌都采取如此方式的理解,才能走向“不片面”。如博登海默教授所言,每个学者对法学大殿堂的作用可能仅仅是一块砖、瓦或一间屋子,但整合起来,便会建成一个完整得法学殿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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