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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认为新墨学在卖什么药?答姚育松先生 [复制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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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线墨者永在
 
只看楼主 倒序阅读 使用道具 楼主  发表于: 2015-08-20
 姚何故有此一问: 到底新墨学卖的是什么药?坦白说,我不明白。至于姚文说 ’’按照他们的学说,即便真有老板倾囊相助,’’是否在明指暗指新墨家有’即便是真有老板’其实也未必是人人看法相同。至少,在我的理解,姚是在故意的或无心的向那个方向诱导视听。至于我为什么说,如果按姚的逻辑,姚或许也许’即便有个真的老板’而鼓吹极权政治。理由很简单,新墨家对墨学尚同思想的新诠释,是非极权的,并且姚也认为,这个新诠释说的通,而墨学思想诠释出的民主自由,似乎和当前某些学者所提倡的民主宪政相近,当然,即使现在的执政党也在发展民主宪政理论。可见,追求民主自由,是当今中国的共识。至于其各自所包含的内容,则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是,为什么姚看到新墨家的诠释后,第一反应是可笑,是荒唐,而冷静之后,得出来的结论是新墨家的理想是政治改革,而且还可能’即便有真的老板’。难道姚的意思不是说,你新墨家因为诠释墨学尚同思想,诠释出来自由民主,背后可能有老板。我不过是按姚的逻辑:姚对墨学尚同思想的解读是极权,所以我说想必是背后有老板了,并且鼓吹极权政治。。如果姚背后没有老板,何必把墨学尚同解释成极权呢?既然你解释成极权,当然背后有老板了。如果姚不认同这个逻辑,又何必看到新墨家诠释墨学尚同思想是民主自由,就有心无意的诱导视听?难道就因为诠释出了自由民主,就得即便有真的老板?简言之,这个逻辑就是,如果你认为新墨家诠释出民主自由,是有老板,并且最高理想是政治改革的话,那么,你阐述的尚同是极权,你当政治的。否则就不要说,新墨家即便有真的老板,理想是政治改革这样没有任何逻辑的话。也正因为,姚抱定了这样的想法,才会问:新墨学到底卖的什么药?
  所以,当我说新墨家的理想是: 如果说新墨家有什么最高理想的话,那就是希望复兴传统文化主流之一的墨学,为当世提供另外一种认知世界的理论。显然,姚对这个回答,不满意。主观的一直认定新墨家的理想是政治改革。并引用了我更早前文章的观点来质疑我: 永在行先生明明有这句话,“政治,首先,墨学本就是政治哲学。法仪,天志, 尚同,尚贤不正是政治思想么?尚同于天, 以兼为政,不正是墨学的政治思想么”。既然永在行先生说墨学本就是政治哲学,那么又说新墨家的最高理想不是政治改革,这句话如果要在逻辑上说得通的话,’’
  看来姚认为,因为墨学是政治哲学,所以研究墨学就是要搞政治改革。姚是不是也认为,如果我研究兵法,是要发动战争呢?我能因为姚假使研究佛学就是要出家为僧么?那么,姚怎么能因为新墨家研究墨学,就说新墨家的最高理想是政治改革呢?这个逻辑很清晰。所以,对姚认为要把这个逻辑说清楚,只有一个结果,就是: 如果要在逻辑上说得通的话,那就只有一个可能,那就是按新墨家的政治理想,现行体制是不用进行政治改革的。其实,我早就告诉过姚,我不是搞政治的,是搞墨学思想研究的。现行体制是否要进行政治改革,不是我说了算,也不是我能干的。 明白了这一点,我认为,姚就不要揣测,新墨学究竟在卖什么药?我们不卖药,又不是郎中,姚认为呢?
  其实,在我看来,以上的问题,都不是问题。不论是质疑还是回答,都没有太大意义。真正值得思考的是,墨学尚同思想是否会产生极权。
  正如同姚所说,新墨家对尚同思想的诠释是可以说的通的: 首先我要说,我没有否认尚同思想,我对新墨家的批评,是寄望于新墨家能够重新诠释,而诠释的内容,是有关“如果按墨学的政治起源论和政治学说,放诸实际会怎样避免走向极权?” 讲就天下无敌,做就有心无力” 姚的意思很明白,虽然尚同思想说的通,但实践起来则未必,进而甚至产生极权色彩。对姚的这个疑问,我用了个比喻,用圆规画圆,画不出来圆,不是圆规和方法的问题,而是实践的问题。错误的实践不构成对正确的实践和(尚同)思想的否定。姚似乎也认同。并以儒举例:
  按先秦以后的儒家政治理想,那就是上有独尊之天子来独裁,下面百姓群臣来尊仰,此中有个人性论述,那就是只要最上之天子端正了,万民之道德也被端正了。好吧,按现今的常识来看,要让拥有最高权力的天子来端正,实在是不太可能,所以今天才有很多人鄙视儒家。这时候,如果某位儒者站出来说,“这不是儒家学说的错,而是实践上的错误”。对不起,我想要反驳,“你们儒家一开始对人性的论述就犯了大错误,所以才造成专制腐败。”在这个意义上,我认为实践与论述是不能完全分开的。所以不能认同永在行先生说,“同理,即使尚同思想是非极权的,那么实践中如果产生极权,不是尚同思想的错误。是实践的错误。对尚同思想错误的实践,不构成对尚同思想的否定,也不构成对尚同思想正确的实践的否定。”
  首先,我对姚对儒家政治的核心思想的认识表示完全赞同: 按先秦以后的儒家政治理想,那就是上有独尊之天子来独裁,下面百姓群臣来尊仰,此中有个人性论述,那就是只要最上之天子端正了,万民之道德也被端正了。即,儒家的政治思想就是通过搞极权专制达到一个好的结果,比如王道,仁政或大同。也就是说,儒家政治思想,是建立在极权专制基础上的,儒家认为,执政者拥有绝对的权力,非天子不制度,不议礼。天下的规章制度只有最高统治者才有权制定。统治者不但拥有制定规则和制度的权力,还要制民之产。然而在这个极权专制的统治者的统治下,儒家要想得到一个好的结果的方法是什么呢?恺悌君子,民之父母。是要民众把统治者当父母来孝,来忠顺不失,依靠统治者的不忍人之心,或者说统治者的个人情绪吧,来行不忍人之政,给民众分些田地。当然,如果,完全按照儒家这个方法来,是否可以达到王道,仁政或大同呢?我认为,是不可能的。因为理由很简单,民众凭什么相信拥有绝对权力的极权统治者有好情绪呢?就算有,儒家爱有等差,嫡庶尚且同爹不同命,这认君做父,忠顺不失的民众,能得到统治者多少的不忍之心呢?所以说,儒家的政治思想,从根本上,就是完全错误的,即使完全按照儒家的政治思想也无法达到儒家想要的结果。理论的错误,必然导致实践的错误,实践的错误,只能产生错误的结果,更别说,在儒家错误思想下错误的实践,那是错误上加错,结果不要说是王道仁政或大同了,能够求得做安稳的极权专制下的奴隶,就不错了。毕竟在儒家政治思想错上加错的历史实践中,是离乱人不及太平犬。是兴,百姓苦,亡,百姓苦。所以理论与实践的关係,虽然不可全分,但错误的实践了合理的理论,和在错误理论上错上加错的实践,是两回事。所以,如果实践尚同思想时,如果产生极权,那个是实践错误的原因。用对错误的儒家政治思想的错误的实践,来否定对尚同思想错误的实践,根本说不通,因为如果对尚同思想实践错误了,改正就好,而对儒家政治思想,不论是错误实践还是正确实践,最终结果都是错误的。因为,儒家理论一开始就错误。所以,虽然理论和实践有关系,但是还是要分清,理论和实践尤其是理论和错误实践的关系,即对合理理论的错误实践不构成否定合理理论的理由。所以,假设,尚同思想的错误实践产生了极权色彩,和尚同思想无关。还是对照尚同思想,检查一下实践中,哪出了错误的好。
  姚对尚同思想在实践中可能出现极权色彩的理由是, 于先王之书也《大誓》之言然,曰:“小人见奸巧,乃闻不言也,发罪钧。”此言见淫辟不以告者,其罪亦犹淫辟者也。在姚看来,如果看到犯罪而不打小报告,而不告密,是无法到达墨学尚同思想的上下交流的。而尚同思想为了保障上下交流的做法是对看见犯罪而不打小报告或告密的话,就要连同看见者这要入罪。否则,不如此是无法到达上下交流的,但正因为如此,就是搞连坐,并且搞出极权色彩了。如果,我对姚文的观点理解没问题的话,我认为,这就是姚所说尚同产生极权色彩的原因。 比如,姚用看到有人受贿贪污,而没举报,然后被抓,来证明尚同思想产生极权。
  姚举的这个例子,看似有理,但不符合尚同所说。比如,我也来举个例子:你在大街上,看到有人抢劫,你不报警,还在那围观。你认为强盗抢别人,不关你的事。你认为如果你去报警就是告密,就是打小报告?所以,墨学尚同思想说的,看到做坏事的,看到不合理的,应当向政府反映。这和打小报告和告密显然是两个性质嘛。正如我上篇文章的回复,罪犹其罪,究竟是搞连坐还是道德教化。都没有证据说清楚。如果罪犹其罪,仅仅是道德教化,比如说,你看到有人抢劫,我告诉你,你应当报警呀,不然,你不觉得自己有罪过么?看着有人被伤害,你冷眼旁观,就那么心安理得?所以,即使孟子也说,恻隐之心人皆有之,孔子说见义勇为。如果你看到有人被伤害,装做没事人一样,用孟子的话说,没有仁心,就是没有良知良能,是根本不配做人的。这岂止是罪?简直罪大了。
  至于, 姚说的,我希望以后可以与永在行先生请教,想要了解他对于所谓民族主义,或对于自己身份认同,是保持什么样的看法的?我要说的是,我自己的身份很简单,父母的儿子,妻子的丈夫,儿女的父亲。又因为我拥有中国国籍,我是中国法定公民。显然,我的身份,无需民族或民族主义来定义和证明。而我也的确不知道,所谓的民族是什么。更不知道民族主义为何?我认为,人类社会,人本身才是根本。什么民族,民族主义之类的,目前为止,我真不清楚。求指教。
  最后,墨学是常识,是建立在常识基础上的政治哲学。体制中出现的官僚主义,墨学没有论述,也没有提出解决的办法。现代的三权分立,分工合作,民主,很好的控制了官僚主义。用如何打击官僚主义,且100%的打击掉官僚主义,来衡量墨学是否产生极权色彩,是没有道理的。因为没有百分百打击掉官僚主义的政治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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