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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性工具论和独断论(一) [复制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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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线吾不言
 
只看楼主 倒序阅读 使用道具 楼主  发表于: 2015-04-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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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性工具论和独断论

哲学是指导一切的科学。哲学的目的是反思与探索人及其生存的环境。一方面思考探索宇宙的本源、结构及其发生、发展;一方面反思探索人类存在的自身——我是谁?是什么?为什么?来自哪?又去哪?怎么去?哲学需要服务于社会与国家——即为人类的生活和实践提供指导和方向。形而上为道,形而下为器。道辩器用,形而上的思辨与抽象都要服务并服从于形而下的人及其生活与实践。哲学家既是反思者与探索者,又是社会生活者和实践者。因此,哲学家既是理论的创造者,又理论的实践者。一则用理论来指导实践;一则用实践来丰富理论。一个脱离实践的哲学家不是真正的哲学家,只能称之为观念哲学家。古往今来,墨子就是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得天衣无缝的最伟大的哲学家。可以说,到目前为止,墨子对自己理论的践行无出其右者。他真正用自己一生的行动名副其实地践行了自己的理论。而不像其他虚伪的统治者与所谓的哲学家,说一套,做一套,“言行善,身行恶”。为了一己之私或不可告人目的打着各种旗号,比如“仁义”,比如“公平均等”,比如“民主自由”,等等,一旦达到结果或目的,在自己有能力,有机会践行诺言的时候便反其言而行之。拉大旗作虎皮,变色龙,口惠实不至。这样的人都不是真正的仁君义主与哲学家,不是真正的理想主义者,只不过是现实主义者、投机分子、政客,甚至是骗子、流氓、土匪、无赖,等等。

墨子是理想主义者,又是实践主义者,更是理性主义者。为了自己的理想而不惜“摩顶放踵利天下而为之”。墨子在实践其伟大理想的过程中形成自己独有的理性思维与精神。理性思维与精神自动形成墨学的人文精神与道德和价值理性。墨子将其对理想的实践寓于反对孔子独断论的斗争中。尊古崇古复古的孔子主张“述而不作”,认为家天下的周制----封建制、宗法制、礼乐制、井田制是万古不变的理想社会模式和制度。后人所能做的就是恢复旧有制度而不是创制新模式和新制度。孔子的祖上是随着周王室衰微而式微没落的旧贵族。孔子为了恢复个私的旧贵族利益,不惜逆潮流而行,反历史逻辑(发展规律)而动,蠢蠢于复辟既微的周王室、周天下的幻想之中。这样复辟幻想不需要任何逻辑与借口,其“逻辑”就是,也只能是,也只需是直指----直接指向家天下的周制。因此,独断论的思维与武断自孔子产生与发展,并在以后的儒学被其徒子徒孙们进一步发展与巩固。独断论本质就是主观地、唯心地、先验地想当然、故意或以非理性的错误逻辑武断,它摒弃人类的理性及其逻辑思维与思辨。孔子正是利用这种非理性的独断论手段为复辟反人文精神的周制---等级世袭制服务。为了与这种摒弃理性的反人文精神的独断论思维与武断决裂、斗争,墨子第一个站起来反对孔子的错误主张与言论。墨子反孔子“述而不作”的保守之道,主张“述而又作”维新之道。去其糟粕,取其精华。墨子对历史,对传统作有选择的继承与发扬,将不符合时代要求和历史发展规律的糟粕予以抛弃,与时俱进地保留弘扬传统文化中的优秀成分,并创制符合时代要求与历史发展规律新的东西。因此,墨子并不一味地为了反孔子而反孔子,而是也有所“称于孔子”-----“是亦当而不可易者也”。(《墨子*公孟》)墨子自觉地将实践精神建立在人文精神与道德和价值理性基础上。因此,从中又构成了墨学的实践理性。实践理性必需也必然要求实践者为其建立一套系统的理性工具。所以,墨子及其后学在他们伟大的实践斗争中,运用理性思维建立了一套客观的、唯“理”的、经验的、行之有效的理性工具。

墨学的理性工具主要分为两大部分。一部分主要为反孔子独断论及实践墨学主张而建立的认识论、方法论和逻辑工具,主要包括三表法、志功辩、法仪与辞过、人文逻辑与墨辩逻辑(形式逻辑与自由辩证法)、历史逻辑(历史发展规律),等等;另一部分主要为墨家心性修养而建立的方法论,主要包括去辟、修身、所染。对于政长还包括亲士用人、重备避患,等等。

墨子最早系统提出“三表法”是在反对命定论的《非命》篇。想必当时社会上命定论比较盛行。儒家为了统治者利益,从维护贵族世袭等级制的目的出发,大肆利用命定论并对之推波助澜。极力宣扬“死生有命,富贵在天”等等的宿命观。极尽“繁饰有命以教众愚朴之人”为能事。(《非命中》)其目的是麻痹百姓人民,妄图让百姓人民相信人世间的一切都是上天与命运的安排。使百姓人民做出有利于统治者的选择,安于自己的生活境地,放弃对自己权利的维护,放弃对平等自由的追求。墨子认识到命定论的巨大危害性,不仅使百姓人民放弃抗争和斗争的意志,而且使百姓人民取消了努力的动力。使整个社会丧失创造力,阻碍社会维新向前发展。“非执有命,非命也。”(《小取》)墨子正是针对“执有命”提出了“非命”论。显然不是针对“谋事在人,成事在天”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力量的否定。

儒最初是一种职业称呼。这是怎样的一种执业?就是在王公贵族、百姓人家举行重大事宜之前卜筮算卦求命,或在办婚丧喜事的时候为其吹吹奏奏,敲敲打打,并充当男女巫师装神弄鬼,耍一套迷信仪式混饭吃的行当。民间的仪式与王公贵族的仪式是相通的,只不过在规模等级与档次礼数上不同而已。这些人通称为儒。后来儒者将礼数搞得越来越繁缛,并趁机就情顺势将襄事礼仪做为一门自己独家掌握的特殊学问,以便更好更高地谋职谋生。到孔子出生时,其旧有贵族世家已没落,(这一点可以从孔子父亲与村姑野合而生孔子得到证明),孔子只好沦为贵族的最低阶层----士一级。(这一级也可由平民阶层晋升而来,比如墨子、孟子等等。由于春秋战国之际,诸侯士大夫竞争激烈,需要各种具有专门知识与能力的学人武侠为其服务,因此,各种来路的士应用而生,作为一种独立的社会力量崛起。)士一级的贵族没有封邑和继承权,只能靠为家族打工或外出谋业维持生存。况且孔子世袭贵族家族已经没落,更加无所封邑和继承。年少的孔子就在这种社会背景下开始学习礼仪巫术并从事儒者职业谋生。所以,孔子自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学的是什么,当然是混饭吃的礼仪巫术。当然,孔子也绝非等闲之辈,他把礼仪与仁义道德和宗法孝悌揉合在一起,并消解巫术成分,将自己从事的行当改造上升为一种以仁、孝、礼为说教的伦理学说。以家庭伦理方式维护复辟世袭贵族等级制而为王公大人服务。儒学遂以此成为谋官求职的干禄之学。因为孔子是儒者,所以后世将其伦理学问及其后学统称为儒学。儒者一派也被统称为儒家。因此,儒家儒者正好利用职业与学术之便,假以仁义道德的面具为维护宗法礼仪统治大肆宣扬鼓吹宿命论。可见,儒家的虚伪性是与生俱来的。

先秦诸子百家为了各自的政治伦理主张与诉求提出各自的名实之辩。名实之辩及其后来演化为言意之辩分别成为先秦与魏晋哲学的主要议题之一。孔子最先提出“正名”。当然是为了维护复辟封建宗法礼乐统治而正名。周王室既微,诸侯大夫当道,故有春秋五霸、战国七雄。孔子急于恢复旧秩序旧制度的家天下,不得不强调“君君臣臣父父子”。为其正名,就是君要象君,臣要作臣,父要是父,子要为子。孔子的“正名”就是独断论的肇始。一部《论语》从头到尾充满了独断论。孔子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孔子并没有论述,这政是什么政?这刑是什么刑?这德是什么德?这里是什么礼?连自己所要主张的东西都没有交待清楚,就妄自定论。更遑论理性论证了。如果这政、刑、德、礼为统治者统治人民服务的,罔顾百姓人民的权益,百姓人民自然不会“免”于它,“耻”于它,“格”于它。孔子说,“君子怀德,小人怀土;君子怀刑,小人怀惠。”(《论语*里仁》)王公贵族们不劳而获,他们是依赖“小人”而生存的寄生虫。民以食为天,国以粮为备。他们“四体不勤”,看不起体力活,根本不能理解土地对国家人民的重要性,尤其对一个农业社会而言,时时刻刻都离不开土地的恩赐。王公贵族作为统治者“暴夺民衣食之财”,为了确保不劳而获,他们必然要掌握生杀予夺的刑政法度,“怀刑”则是他们赖“小人”生存的不二法门。而百姓人民的生存权被置若罔闻,“饥不得食、寒不得衣、劳不得息”,在死亡线上垂死挣扎,能不怀土怀惠吗?更有甚者,孔子为了清除复辟道路障碍----所谓的“害”,对所谓的“异端学说”不是理性探讨论证批判,而是“攻乎异端,斯害也已。”使之“居下流”然后“天下之恶皆归焉。”孔子的这一独断意志被其徒子徒孙们彻底完全继承,凡是“异端”皆以“攻”之,甚至以独裁手段限制其话语权。比如孔子嫡传后生,孟子说,“杨氏为我,是无君也;墨氏兼爱,是无父也;无父无君,是禽兽也。”(《孟子·滕文公下》)断章取义的独断论。孟子完全没有理解墨子、杨朱的全部真实意义。当然一起非理性的独断论思维,根本不能理解人类在家庭伦理范畴之外还有社会伦理以及其它伦理范畴。也不能理解墨子将家庭伦理包含于社会大伦理中予以统一实现。更不可能理解人类还有个体主体意识与平等独立自由意识。孟子说,“万物皆备于我矣”。(《孟子*尽心上》)意思是万物皆取决于我。即我为万物下定论。又是一典型独断论思维,绝对的先验的主观唯心主义。作为人类整体中的“我”受制于理性与生命实践的有限性,不可能掌握万物真理和知识的全部。人只有相对的真理和部分知识,因此“万物皆备于我矣”只是独断论思维想当然的武断。墨子认为,天有三德(行广无私、施厚不德、明久不衰),只有天绝对理性。只有绝对理性的天掌握绝对真理。所以,天有三格,仁、贵、知。个人,哪怕是作为整体的人类的人只有相对理性。相对理性的人只能掌握相对的真理和有限的知识。所以,在天的面前,相对理性的人只能是不仁、不贵、不知的。因此,人必需要不断修炼、修身养性以不断接近仁与贵的境界;人必需要不断建立使用理性工具,运用理性思维不断获取知识,求得真理。独断论与独裁是一对天生的姘妇姘夫,独断论婊子与独裁姘夫各自需要对方来满足它们的淫欲。因此,独断论与独裁的结合是天然的必然。它俩无时无刻都离不开对方。独断论需要独裁支持,独裁需要独断论为工具。两者的本质是一样的,都是否定理性思维、理性工具,想当然或故意直指武断。两者可因权力变化而互相转易。孔子任鲁国司寇,一掌握司法权,就立即转独断论为独裁,不出七日杀鲁国“闻人”少正卯,理由是独断的“莫须有”罪名。

墨家正视人趋利避害的天然本性,认为趋利避害是“人所共执”的普遍人性。墨家说,“断指以存腕,利之中取大,害之中取小也。害之中取小也,非取害也,取利也。其所取者,人之所执也。……利之中取大,非不得已也。害之中取小,不得已也。所未有而取焉,是利之中取大也。于所既有而弃焉,是害之中取小也。”(《大取》)人性是人的本质特性,一般的人是难以更易的。“利,所得而喜也”;“害,所得而恶也”,喜、恶都是人的天然性情,本质特性的外在表现。所以,趋利避害是人难以甚至不可更易的本性。墨家强烈反对反人性规律而行的恶行,而暴人往往假以“天志”强行推行其反人性的举措(政策、法令,等等)。“暴人为我为天之(志)。以人非为是也,而性不可正而正之。”(《大取》)正,矫正。意思是,“暴人”统治者自称为天志,想当然或故意以自己的独断论为意志、思维模式、准则、规律,等等。以人们或人性普遍不认可的事物为“是”,试图违背人性规律强行矫“正”在本质上不可矫“正”的人性倾向。比如,“人情也,则曰男女……真天壤之情,虽有先王,不能更也。”(《辞过》)墨子认为,男女之情性是不可更易的人性之一,反对“男女失时”。告子说,“食色性也。”(《孟子*告子上》)性欲象饮食一样都是人性使然,禁欲主义就象禁食一样反人性。朱熹独断论“存天理,灭人欲”是一个不折不扣的伪命题。自己尚且不能灭欲,何来矫“正”人?人欲本身就是天理,何来既“存”又“灭”。至今仍矗立在中华大地上无数的所谓贞节牌坊就是这种“暴人”恶行的见证。私有恒产也是人性使然,以独断论的思维用暴力强权形式取消私有制也是反人性的武断行为。独断论以独裁的形式表现出来很容易识别,但以国家形式表现出来往往不易暴露其本质,可以蒙蔽许多不明事理,不懂是非曲直的人群。墨家说,“为暴人语天之为是也,而性为暴人歌天之为非也。”(《大取》)性,即以人性的名义或人性(伪)理由。天志是用来压服暴人的,天全知全能,赏善罚恶,要让暴人懂得天志的绝对权威而不敢胡作非为。“为暴人语天之”就是“择务而从事……国家淫僻无礼,则语之尊天、事鬼”。(《鲁问》)“性为暴人歌天之”就是歌颂暴人以人性的名义假借天志权威的行的恶暴行为。所以,必需既要揭露批判暴人以国家名义行恶的隐秘,有又要反对揭露“性为暴人歌天之”的错误行径或助纣为虐、为虎作伥的伎俩。墨学认可人性的自私自利。“有爱而无利,伣日之言也,乃客之言也。” (《大取》)墨家强调爱利并行,“爱人不外己”,(《大取》)必然利人不外己。如何利己?墨家主张在利人利天下的过程中自然而然地实现利己。是利人利己,利天下利己,而不是亏人利己。亏人利己不仅违反道德,而且违反法律。违反法律就是“犯禁”,就有“罪”(《经上》),就要受到法律的惩罚。所以,必需以法律来约束人们的行为。墨家尤其重视法治,“法,所若而然也。”(《经上》)即法,顺从而成。光有法不成,必需依法执行才能真正达成。如何能够法成?以画圆比喻,“法,意、规、员(圆)三也俱,可以为法。”(《说上》)意,法律意识;规,法律条款;圆,依法执行。只有三者具备,法才有意义,否则是佯荡。在法律的约束下利己必然利人利天下,这就是亚当*斯密那只“看不见的手”。也可称之为大公有私,即在自利中完成大公,在大公中实现自利。大公有私是一般人的普遍人性的结果,或是绝大多数人行动的结果。在法治精神之上,墨家还有更高级的法精神,即利人利天下精神。宇宙万物都有其“理”或法则,“法同则观其同”;“法异则观其宜”。(《经上》)法则相同就考察同的本质;法则相异就考察其是否适宜。不同的人以不同的适合自己的法则行事,有人大公有私,也有人大公无私,比如,墨子,古典墨家之徒。与普通人以人性法则低境界和普通人文逻辑行事不同,古典墨家以人性法则高境界和崇高人文逻辑行事,“断指与断腕,利于天下相若,无择也。死生利若,一无择也。杀一人以存天下,非杀一人以利天下也;杀己以存天下,是杀己以利天下。于事为之中而权轻重之谓求。求为之,非也。害之中取小,求为义,非为义也。”求,权轻重。墨家认为,“求为义,非为义也。”利天下是不需要作任何选择与权衡的,当机立断而为之。断手指可,断手腕可,杀了自己也可,没什么眷恋和犹豫的。但是,绝不可伤害或杀害别人来“利”天下。这是人类至今无法企及的道德高标,不需讳言,自孔子以来,所有儒者的道德水平加起来的高度尚不及墨子的膝盖。他们要想看清墨子那张黝黑的脸庞,必需抬头仰望。除非借助其它学说的道德台凳而不能平视。他们在墨子的道义面前永远是“儒”(矮小)。不同学说造就的不同文化心理也表现在艺术上,在儒家的眼里,孔子的画像只能是,也不得不是“点头哈腰”,屈服权贵的形象。







离线吾不言
只看该作者 沙发  发表于: 2015-04-22
理性工具论与独断论(二)
写到此,独断论婊子的淫荡又浮现在眼前。孔子武断地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正如墨子所揭露,“譬若药然,草之本,天子食之,以顺其疾,岂曰‘一草之本’而不食哉?今农夫入其税于大人,大人为酒醴粢盛,以祭上帝鬼神,岂曰‘贱人之所为’,而不享哉?”(《墨子*贵义》)贵族们难道不是凡身肉体,不吃不喝不穿?难道他们每天吃穿不是利?钟鼓之乐、钟鼎之食不是利?“食不厌精,脍不厌细……割不正,不食”不是利?不过是他们享有暴力强权控制下的封邑采邑,不劳而获,依靠平民百姓的劳动过着寄生虫的奢靡生活而已。他们不需要直接谋利,为利操心,故而故作高雅,虚伪而妄谈“义”、“利”。平民百姓的劳动成果都被贵族们依靠暴力强权“暴夺”、“亏夺”而去了,所剩能够维持生存的已经不多,甚至所剩已无法维持生存、养家糊口。“衣食者,人之生利也”,对于“利”他们当然想得很明白,很在乎。重农、重时、重“利“乃是平民百姓迫不得已的思维模式和行为方式,也是人性实实在在的真实率性表现,没有丝毫的矫情造作。“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到哪一天平民百姓吃穿不愁的时候,当然也可以“虚伪娇作”地谈论一番“义”、“利”。其实,除了墨子墨徒以外的大多数人而言,不言利本身就是一种虚伪。人为财死,鸟为食亡。对与儒者更是如此,自“独尊儒术“以来,儒生们读所谓“圣贤书”,无不是为了封官荫子,光宗耀祖。熙熙攘攘,中饱私囊,为利而来,为利而往。有几人象墨子一样为百姓人民“安生生”,为国家富强而奋斗。人性具有一致性,一般性、普遍性、不可更易性的特质。独断论者有一贯的癖好,无视人性特质,断然将人群划分为具有不同人性的的“我群”与“你群”,“喻义”的君子(贵族)与“喻利”的小人(平民百姓)。实质是,不是小人不“喻义”,而是首先要获“利”以求得生存;不是君子不“喻利”,而是统治者道德的虚伪性与麻痹百姓人民的工具性必然要假装言“义“。墨子主张“兼相爱,交相利”,认为“爱人,人从而爱之;利人,人从而利之”。“镜于水见面之容,镜于人则知吉与凶。”(《非攻中》)以人性的一致性相互映照,得出视人如己,“视人之身若其身”的结论。“我”中映照着“你”;“你”中映照着“我”,以“我”经验过的生命体验与感受去“经验体味”“你”正在或即将遭受的生命体验与感受,幻想那个正在或即将遭受生命体验与感受的“你”就是“我”。即“仁,体爱也。”(《经上》)以自己的体验感受设身处地地爱。将心比心,以“我”之生命痛苦磨难经验感受去“经验体味”“你”正在或即将遭受的痛苦磨难,将“你”幻想成“我”而于心不忍,所以要将“你”从痛苦磨难中解救出来。要解救“你”就必需要行“义”,行义就是“兴利除害”,兴利除害就要在生活中,生命历程中实践“兼相爱,交相利”。比如,“我”的生命经历经验了刀割火燎水淹、饥寒交迫、疾病伤痛、失去亲人,等等的痛苦,必然能“经验体味”到“你”正在或即将遭受同样的痛苦,将“你”幻想称“我”而于“我”心不忍,必然要将“你“从痛苦中解救出来。所以,“我”会阻止砍向“你”的刀;会将“你”就出火海;会将“你”从水里救出;会予“你”衣食物以御寒充饥;会尽力为“你”解除病痛;会理解“你”失去亲人的不幸与痛苦,等等。所以,墨子“三表法”有本之,“本之耳目之实”。耳目,即代指耳、目、鼻、舌、皮肤五路(五官)。实,指对听、视、嗅、味、感五种感觉的经验感受的存在(虚存,没有实体的存在)。一人个“本之耳目之实”就能“经验体味”到他人正在或即将的“耳目之感”。故以“本之”原则而实行“兼爱交利”。这是“三表法”予人性兼爱论证的理性工具和一大贡献。兼爱心,平等心,有了平等心,就有了民主意识,有了民主意识就有了民主思想。一个神经麻痹瘫痪的病人自然失去了对肉体痛苦的感受;同理。一个精神麻木不仁的独断论者自然也失去了对他人痛苦的体味。独断论者不可能对别人的痛苦产生引起自己的同等感受体味。儒家独断论者将人性划分为“我群”、“你群”——贵族与小人,则只能是仁爱,有差等的爱。在孔子那里,一切以“亲亲,尊尊”为准和言行指南。而到了孟子,经过墨学的刺激,学会了“推己及人”,但一切以“亲亲,尊尊”为准为先。儒家说,“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即便儒者有善心将仁爱推导至极而不能再推,还是逃不过墨子兼爱,墨子是儒家灵魂(鬼)的捕获者。仁之至善是兼爱;“德之至善”是墨子。对于墨子的德至善是历代儒家自己首肯的,也是不得不承认的事实。逻辑上来说,他们应该懂得自己没有资格对墨学、墨子胡说霸道。但他们就是这样不懂逻辑,没有理性。

儒家不懂逻辑,没有理性原因就在于其学说的独断论基于基因的本性。学说这玩意说奇怪也真是奇怪,基因里天生没有的东西凭自己而没有外界刺激就是发展不出来。只有将自己的学说从基因上进行改造引进才能更新。就拿儒家来说吧,其学说初始就是形而下的伦理学说,根本没有形而上本体论的哲学气质。非得经过1500年的墨学道学刺激,近1000年的佛学刺激,从在基因上予以引进方才形成自己的本体论——“理“、”心“、“气”。可见学说基因之顽固不化,甚至根本无法改变。比如,儒学的独断论基因排斥了逻辑理性基因,儒学凭自己不可能发展出理性逻辑。即便经过墨学1500年的墨辩逻辑学刺激和佛学几百年的因明学刺激与西学近200年的逻辑学刺激,不要说发展出自己的逻辑系统,就连理性逻辑思维都学不会。为什么?因为其独断论基因决定了其不能接受逻辑理性。因为一旦运用逻辑理性思维,其自己的整个独断论学说体系就要失去立足之地,没有根基的儒学“大厦”必然要轰然倒塌,或者自己被自己轻而易举地推翻。可以逻辑地预见,再过几千,几万年,儒家不对自己的学说体系采用彻底的基因疗法,而只是修修补补,永远也学不会理性逻辑思维,更遑论什么儒学逻辑了。可怜的是,儒学一旦采用基因疗法,大手术之后的儒学还有什么可以构成人类文明的主干?因此,儒学在今后文明构成中只能充当枝叶的角色,而文明的主干应该,也必然要让位于富于理性逻辑思维的墨学。比如,儒学的基因里没有民主科学的基因,所以,儒学不但凭自身根本无法发展处民主科学,而且经过墨学民主科学思想的两千多年的刺激和西学两百多年的刺激仍然不能发展出民主及科学与科学精神。若果真有民主科学基因,即便不需外来刺激,通过“格物、致知”或“致良知”也早已自觉地发展出民主科学了。何必要等到西方坚船利炮洞开国门后才发现民主科学的重要。即使发现民主科学重要,儒家首先想到的不是祖宗之学,而是埋在故纸堆里被其祖宗们污蔑谩骂无数遍的墨学。由于基因天生缺失,儒学与民主科学根本就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码事。难怪孟子、韩愈、朱熹、二程、张载,等等一大批读过墨学的儒者对墨学的民主科学形同陌路人,没有丝毫的感觉。科学是为解放人服务的,居然没引起他们任何反应!可见,也是这般腐儒“四体不勤”,脱离百姓人民,脱离劳动,一心侍奉君主父亲的确证。儒家儒学果真要走民主科学道路绝不可能是什么“良知坎陷“和”政治儒学“,而是要真心实地地归于墨家墨学,归于兼爱。也就是,走“大学之道”,“止于至善”。仁爱的至善境界非兼爱不是,儒家应该以“止于至善”的精神将仁爱推极至兼爱,因“至善”的兼爱建立起平等意识与平等原则,因平等意识与平等原则建立起民主意识与民主思想,从而走上民主科学的“大学之道”。

企图从心性儒学发展民主科学的儒学一派是儒家保守民主派,也算有良知良心的一派,毕竟他们通过良知发现民主科学是人类共有的普世价值,自然也是中国人必需有的价值。但他们的方法错了,他们还是,也只能是用独断论思维,因为独断论是儒学祖宗传下来的基因。无论是“格物、致知”与“致良知”,还是“良知坎陷”论,都不过借用了另一种独断论,即佛学禅宗的独断论——顿悟——直觉判断——直觉直接指向——直指。惺惺相惜,独断论总是容易被独断论接受。“良知坎陷”其实就是在西学墨学的刺激下,顿悟民主科学的不可替代价值。所以,以良知良心发现民主科学必需要被接受。本质上是接纳民主科学,而不是从自己的元理论推导出民主思想与科学和科学精神。就儒学本质而言,与民主科学还是八竿子不着边的两类事物。就“良知坎陷”论而言,实在看不出其必然推导出民主科学,这也是儒学非“良知坎陷”论者的一致结论。其实,就台湾民主而言,与儒学,与“良知坎陷”论没有丝毫关系。台湾的民主并不是什么“良知坎陷”的结果,而是接受西方民主思想的结果,这是不争的事实。对于“良知坎陷”论这种没用的东西,实在没有必要化大力用逻辑去将它归谬。但不作论证,有受人口实,说我们自己武断。就拿民主来说吧,首先,已经证明“致良知”自己本身发展不出民主,因为儒家元理论——仁爱已经从源头上否定了平等,没有平等意识是不可能有民主意识的。“致良知”只是通过良心良知自我发现而勇于接受民主,接纳了民主并不能以为是儒学自然发展出了什么民主思想。这一点一定要弄明白,否则将民主与儒学混为一谈导致进一步的谬误。其理论本身也是先设定民主思想,然后来所谓论证,而不是从原点开始推理论证。其实还不够这一层次,本质是先设定民主有价值,然后来论证民主如何可以被儒学接受。无论如何,这一论证方法是错误的危险的。好比买菜吃菜一样平常,从元理论发展出民主是因为有吃某种蔬菜的意向而特意去菜市场买这种蔬菜;而“良知坎陷”论是因为尚不知道要吃什么蔬菜而去菜市场,然后发现了什么蔬菜(听人说好吃)好吃而临时决定买。其次,再来考察两种“存有论”和两种“理性表现”论。两种“存有论”分别是儒学(不可称中国,因为儒学代表不了中国)的“无执存有论”和西学的“执存有论”。所谓“无执存有论”,还是脱离不了独断论,拿儒学传统说事,就是以良知的直觉武断地认定民主(科学)“有而能无,无而能有”——可有可无。对民主的可有可无本身就是儒学的独断论,本质上就违背了人文精神与理性逻辑,尤其不符合人类历史发展进化进步逻辑。因为,社会的一切发展都是为了人自身。所谓“执存有论”,还是独断论思维,认为“西方人有感触直觉,而把智的直觉交给上帝,人与上帝之间永相隔绝,人只能成为上帝的徒众而非上帝本身,故人只有有限的人,只能执持于识心而建立执的存有论。”(《陈迎年:良知坎陷的暴力与无力——牟宗三的“假定”困境》)这完全是违背西方哲学传统事实的独断。西方哲学有两大传统来源,一个是来自于古希腊的理性传统;一个是来自于基督教的信仰上帝传统。除了一般信仰,西方的哲学主要还是以古希腊的理性传统为主要传统。甚至一度以古希腊传统哲学来解释上帝信仰,而从未发生过以基督教信仰上帝传统来解释理性传统,这本身就是不可能的事情,因为上帝信仰本身就是非理性,缺乏理性的结果。所以说,以“直觉”的独断论名义来解说西方所谓的“执存有论”是荒谬无知的。西方的哲学传统是理性的、形而上思辨的,而不是东方式儒学佛学的“直觉”独断。况且,西方的民主(科学)源自于古希腊理性传统,而非来自于基督教上帝信仰。在者,如果说两种存有论并列,则“无执存有论”又如何逻辑地“曲通”到“执存有论”?目前没有看到客观的论证。如果说,前者包含有后者,那么为什么在人类历史向前进化进步发展的逻辑中一直没能独立发展出民主(科学)?“明治维新”以后十数年时间内日本在科学上以及后来民主上获得大幅进步,而为何在“鸦片战争”后一百多年的时间内在中国没能获得类似进步?独断论者必然会以“国情”论事,“国情”论本身就是独断论者否定人类心灵相通与人性一致性的产物。两种“理性表现”分别是指基于德性的“理性之运用表现”和基于民主科学的“理性之架构表现”。“牟宗三提出通过‘理性的自我坎陷”,即让理性运用表现否定自身,逆转为自己的对立面,变成理性之架构表现,追求科学与民主。这表面看来是矛盾,但‘若内在贯通地观之’,则只有通过这一过程道德理性始能真正获得‘客观的实现’。”(方朝晖:牟宗三“自我坎陷说”述评)这简直是玩弄概念游戏。一段话里面居然有三重矛盾,难道还能成立。首先,“理性自我坎陷”是一重矛盾,理性本身如何能自我坎陷?坎陷本质是非理性或理性不够的结果。这不是现代版的“自相矛盾”吗!事物对自身的否定又转换到事物自身,这是什么样叫否定?理性对理性自身设否定又转换到理性自身,完全是一种语言游戏,诡辩而已。即便抛开理性二字,“运用表现”否定自身如何逻辑地“内在贯通地”转换为“架构表现”?没有必然逻辑,“内在贯通地观之”只能是独断论。这是二重矛盾。况且,又如何区分德性是“理性之运用表现”而不是“理性之架构表现”;民主科学是“理性之架构表现”而不是“理性之运用表现”?难道德性是运用,而民主科学不是运用?这是三重矛盾。还是一句话,即便上述矛盾都不成立,也不是从儒学自身发展出民主思想(科学与科学精神),而是能够接受民主(科学)而已。牟宗三弟子为其理论作了辩驳,认为应该“辩证”地看两种存有论和两种理性表现论的转换。不知道此“辩证“作何理解?如果是没有逻辑的辩论,则是诡辩;如果是形式逻辑辩证,则无法逻辑地从“因”推导出“果”;如果是否定辩证逻辑辩证,否定辩证逻辑是以一方否定消灭一方为结局,不可能从一方产生另一方;如果是求同存异的自由辩证法(同异交得),本身就没有异,何来求同?儒学本来就没有,也不可能有民主思想(科学与科学精神),因为,民主思想是与儒学元理论相冲突,相否定的。同时,应该摆好民主与科学的主次关系,相对于民主,科学要次之,民主是体,科学是用。有了民主思想就必然有发展科学的动力。因为,民主本身是一种基于人文精神不断被发展完善的产物,本质是为了人,为人服务并体现人作为人的生命价值与尊严。为了人,将人类从繁重的劳动中解脱出来;为人类的持续发展繁衍提高物质与理论保证;为人类的平等自由独立的解放事业提高强有力的物质保证。科学作为反抗压迫,解放人类的工具,意义在于物质的反动力量必需用物质的先进力量来摧毁;批判的武器代替不了武器的批判。总之,科学是用,是工具,而其本身并不是什么人类价值。比如,几何学源于土地测量;医学源于治病救人;算学源于商业贸易;哲学源于人类反思与实践指导;数学源于对其它学科的论证演绎;物理学源于为生产或战争实践服务,等等。墨学利有许多科学知识,本质就是源于实践,而且理论化,反过来又为生产生活实践和反侵略战争实践服务,并不断发展完善。

马克思主义以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来划分人类的不同发展阶段和最终走向。并以此来统一规划不同文明社会的发展阶段,显然否定了文明的多样性和差异性。是马克思、恩格斯总结欧洲,尤其西欧的历史得出的结论,只能反应欧洲文明的实际发展状况,并不适用于印度和中国文明发展史。就印度文明而言,印度社会有其特有的种姓制度。中国文明自有中国社会特有的宗法礼乐制度。姑且不论其它,中国文明的社会发展历程在基本遵循文明大的发展方向上有自己的特殊性。分别经历部落的群主时代(黄帝以前时代)、部落联盟的盟主时代(黄帝炎帝、尧舜禹时代)、封建社会的共主时代(夏商周时代)、君主集权专制时代(秦汉至明清时代)、党主集权时代(民国以后),未来还有民主时代(今日台湾基本实现)。群主、盟主以推选推举的形式产生,具有原始的民主性。共主基本以实力与道义产生,享有自有王国的采邑权和分封爵号(公侯伯子男)与诸侯国的权力。只要求诸侯国定期朝贡,一般不对诸侯国事物进行干预。君主依靠武力征服与维持,以家族为核心,以外姓为辅助实行集权专制。党主以武力获取或支持,以政党(党团)为基石,以党魁为核心,依靠威权实行集权统治。民主就是人民当家作主。人民以契约的形式选举出自己权利的代理人,让渡自己的部分权力于代理人,使之以“自由执政原理”在一定的时量方量限制下行使代理人执行权。实现效率和利益最大化。凡是集权统治都有独裁性,这是权利得不到约束的必然结果。独裁以独断论思维为思维,以独断论学说为理论基石。而独断论必需依赖独裁得以实施执行。因此,独裁者必定要采取独断论,独断论也必定要寻找独裁者。独断论也只有依赖独裁者才能得以生存,独裁者也只有依赖独断论来实行独裁统治。否则,若两者互相舍弃,“独裁”就不会成为独裁,“独断论”也不会成为独断论。马克思主义武断地否定私有制,建立党主的公有制社会。历史已经表明,公有制的经济计划与国有企业,姑且不论其效率与发展如何,单就其结果来看,其实已成为当权派或特权阶层鱼肉人民,大肆敛财的工具。计划的结果是福利被隐秘地计划到少数人手里,国有的结果是财富以公有的假象秘密地私有到权贵的手里。所以,老百姓说,央企、国企,都是权贵的提款机。马克思主义主张“剩余价值”学说。认为资本家以“剩余价值“的形式剥削工人。其实,马克思没有看到积累以投入的方式对发展扩大生产的不可替代的决定性意义。任何物质的生产都必须有原始的投入,比如,人力、物力(资金、场地、原材料、生产设备等等)。其实,资本家在最初原始积累时期,自己往往也是很辛苦节俭的。墨子正是基于积累财富,增加人口,增加人力物力财力,扩大生产,持续增加财富用度的原理提出了节用、节葬、辞过等主张的。“剩余价值”的意义就在于资本的再积累,有了资本的再积累就有了投入的资本,有了持续投入就能提高科研能力与水平,就能研发新产品,就能扩大再生产,等等,以改善人民的生活水平。否则,永远停留在低水平、低效益的重复生产阶段。“剩余价值”原理正是资本家与工人得以共生共存,共存共荣的基本原理。没有了或取消了“剩余价值”,资本家和工人就可能同时消亡-----破产与失业。其实,共生共存,共存共荣的资本家与工人只是根据各自所能社会分工不同而已。只要资本家不是过分掠夺“剩余价值”就不存在剥削与被剥削关系。这方面已被福利资本主义所克服。马克思主义用否定辩证法来考察社会的发展方向,以资本主义社会必然向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过渡,是以对立统一的矛盾双方你死我活的斗争结果为结果。阶级斗争学说贯穿于资本主义社会以前的各个阶级社会,“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文明史。”(《毛主席语录》)阶级不是被阶级消灭的,阶级是随着文明进步,生产力发展而自动消失或改变的。马克思主义又认为社会主义社会向共产主义社会过渡是社会主义社会内部矛盾双方互相斗争消失的结果。到底是什么样的内部矛盾使一方必然地消灭了另一方?马克思主义者都语焉不详。难道是人消灭了自己的人性欲望与私有本能。显然这是不可能的,除非人将自己的人性欲望和私有本能连同肉体一起消灭。否定资本家与工人的共存关系和社会分工,否定人性基本规律和私有本能则都是使用非理性的错误逻辑----否定辩证法导致的武断结果,因此是独断论。必需用墨学的自由辩证法予以克服矫正。


离线吾不言
只看该作者 板凳  发表于: 2015-04-22
理性工具论与独断论(三)

独断论与独裁结合是其本质必然。孔孟的独断论最初尝试寻找与君主专制独裁结合是在秦始皇统一六国前后。当时秦始皇身边围绕一大批儒家后生,号称七十二博士。以秦始皇、李斯、韩非为一派主张维新的法家人物与儒生博士为一派崇古尊古复古的保守势力展开了激烈的斗争。法家主张法今不法古,法后王不法先王;而儒生主张法古不法今,法先王不法后王。以儒生的想法,秦始皇必需要否定自己已了然于胸的建国理念与建国模式。秦始皇当然是改革维新派,否则不会以始皇自居,不会车同轨,书同文,人同伦,不会统一度量衡,断然否定了儒生们的过度要求。儒生不知自止,反而上下非议。秦始皇一怒之下,“坑儒焚书”,儒家儒生热脸贴冷屁股大败于法家。这是儒家独断论与法家独断论斗争的结果,也是独断论与独裁斗争的结局。在秦亡汉兴之后,儒家独断论又有机会与专制独裁眉来眼去了,独断论婊子向独裁独夫频送秋波。这次,儒生们吸取上次失败教训,不一味公开强调法古法先王。先以礼仪之术博取独裁者-----皇帝老儿的欣赏与信任。然后在与道家的黄老思想斗争中取得胜利。这一次,儒生的独断论胜利是必然的。因为其对手不再是另一个独断论。其与独裁本质上的天然亲和力彻底突现出来。道家的理性思维明显不适应独夫的独裁者,独裁者的非理性独断论思维不习惯,也不可能接受理性逻辑思维。汉武帝悍然决定“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当然,汉武帝及其以后的独裁者骨子里还是有法家独断论传统的,只是在“术”的礼仪层面与忠君事君为君的思想上接受了儒家。从此,中国社会在官方思想上走上儒表法内的统治道路长达两千余年。这两千余年是理性逻辑思维与理性工具在中国官方和士大夫知识分子阶层彻底消失的黑暗时代。者两千多年来在官方与士大夫阶层基本上是独断论与独断论之间,独裁者与独裁者之间斗争的历史。只要是独断论或独裁者的任一方胜利,都是一小部分对另一小部分统治者的胜利,都不是广大百姓人民的胜利。沉寂于民间的墨学理性逻辑思维与理性工具无法与当权者抗衡,有知识的人都是读四书五经出来的儒家独断论非理性逻辑思维的批量产物。所以,尽管中国有所谓的“汉唐帝国辉煌”,一个又一个所谓的“盛世”,一次又一次资本主义萌芽,却始终与科学、民主、自由市场经济无缘。一个习惯于独断论思维不能正常理性思维的民族怎么可能有正当的具有普世价值东西。独断论及其思维与独裁是阻碍社会发展进步的第一障碍。拿今天百姓的话说就是,“说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说你不行就不行,行也不行”;“小事开大会,大事开小会,重要的事不开会”。如果要国家社会发展,独断论及其思维方式的毒瘤必需要从人们的脑子里被彻底剔除,从而全面恢复理性逻辑思维和理性工具。如果象中国发展,则必需摒弃儒家的独断论,恢复墨学的理性思维工具。即将工具理性与实践理性有机地统一起来。

独断论婊子的私生孽子秦桧以其司法罪恶为人类自行招供了比其没有价值的一生有说明价值的臭名昭著的词汇-----“莫须有”罪名。莫须有,不一定有。多么荒唐可笑的罪名。也就是说,不需要运用任何理性工具进行逻辑思维与推理,也不需要相互应证的证据链,只需要以独断论思维进行独裁,或按照事先设计好供词刑讯逼供,画押按印就可以定罪了。这罪名当然是独断论的“莫须有”罪名。除非死,没有任何人可以有人格尊严和诉讼辩护权利。从少正茂被枭首、到司马迁遭宫刑耻辱、到岳飞的“莫须有”罪名,到袁崇焕受尽刮刑痛苦,再到文革无数惨死的独立思维者,可以看出独断论与独裁者结合的历史是一部屈辱、残酷、压迫、凶恶、血性、灭绝人性的历史。国家政权的基本权力无非主要包括立法权、司法权、行政权。共主、君主、党主社会本质上都是人治社会。因此,共主、君主、党主社会立法权基本由主、魁们和少数“三公九卿”掌握,制定的法律基本符合权贵自己的利益,与百姓人民利益相去甚远。由于国家大,幅员广,人口多,少数立法者肯定管不过来,所以司法权(即判案权,某种意义上还包括司法解释权)相对比较分散,由各级地方人治官员独揽。行政权主要体现在对政策或法律条例制度的落实,有不执行,执行不力或执行过度情况,但相对于地方司法权比较薄弱。尤其在古代社会,基层往往有宗族礼教与行业组织参与管理,地方官员的行政权更加弱化。拿共主、君主、党主社会中时间最长,最典型的君主社会来说,立法、司法、行政分别是墨子说的刑政、听狱、治政。当然不是以墨子的利人法精神来制定的法律,实行的听狱治政。墨学在君主集权专制时代在官方和士大夫阶层已中绝。没有参与刑政、听狱、治政的机会。所有立法刑政、司法听狱、行政治理都是以儒家的独断论为基础。刑政主要指立法,中国古代君主社会只有刑法、刑罚,因为儒家主张“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刑法刑罚主要是治理统治广大百姓人民的。当然没有什么诉讼辩护法等等维护广大百姓人民权利的法律。民事法则由中央政府和地方宗族与行业组织共同参与制定。治政即为行政,按部就班执行,在地方相对弱化。各级地方人治官员最强大的权力就是司法----听狱。听狱主要是判案用刑和惩罚。掌控百姓的人身生杀与财产予夺。而且地方官员清一色是儒学独断论的批量产物,儒学本质又是求职谋官的干禄之学,官员的提拔任免一般又由上级官员说了算。所以,这里面的猫腻和隐情多了去,比如,官官相护,吃喝送请,索要强拿,等等,造成大量,甚至绝大数听狱判案不公,暗箱操作,甚至颠倒黑白,是非不分,黑暗无比。无论案件怎么判,即便面对错判,百姓只能屈从,还要的叩头称谢。没有任何诉讼辩护权。这在独断论社会想都不敢想。可见,主们集权专制的独断论社会发展史就是一部百姓人民的血泪史,冤假错案史,“莫须有”罪名史。这在中国古代许多现实主义文学作品,比如,《儒林外史》、、《官场现形记》,尤其《红楼梦》等等里面有现实的叙述描写。即便在但仅社会,独断论对百姓的伤害也是罄竹难书,无意中路过案发现场,就有可能被武断为杀人犯;为自己的权利正当上访,就有可能被当做精神病人关进精神病院。为伸张正义而言论批判,就有可能被以“莫须有”罪名拘禁关押。等等。

当今中国,一种独断论没有完结,另一种独断论又甚嚣尘上。甚嚣尘上的西方反自由民主的独断论幽灵孤魂借助儒家的独断论的尸首外壳意欲以“政治儒学”的形式还魂作伥。这些儒学顽固保守派,坚持儒学独断论者,坚持儒学原教旨,“复古更化”,打着尊古崇古复古的旗号,妄图以儒家独断论的忠君事君为君来亲和集权的党主权贵,否定科学民主自由,颂扬与儒家相通的伪善集权专制,耍弄颠倒黑白,混淆视听的阴谋,使百姓人民放弃对科学民主自由的追求,使国家民族逆世界潮流而行,构建符合统治者的理想理论。妄图以此博得权贵们欢心,谋取一官半职。充分暴露了“政治儒学”独断论的武断虚伪本质与儒学的干禄之学传统。所谓的“以理待势”、“以理造势”、“以理转势”,妄图浑水摸鱼或伺机造反,蠢蠢反动于革新进步。复古更化于原教旨的孔孟之道。也难怪,腐儒犬儒们已为自己准备好了达官显位。通儒院即是他们安身立命之所。所谓“儒教宪政”,政教合一。不以开放博大的胸襟视世界上绝大多数进步国家为样板,而以自闭保守的心态效仿于少数政教合一的伊斯兰原教旨政权。比如伊朗、塔利班政权。殊不知这样的政权不但限制公民的人身权利与自由,而且取消男女平等,尤其限制女性的权利与自由;对其他宗教学说极具排他性,攻击异己;以宗教的名义将道德上升为法律(宗教法律)和国家意志,使社会变得保守禁锢与残酷无人性。政教合一的“儒教宪政”必然将儒家三纲五常、宗法礼教、伦理道德上升法律和国家意志。使中国社会倒退到“吃人的礼教”时代。“吃人的礼教”泯灭人性,曾使多少无辜者成为其牺牲品。难道,未来还要使无数无辜者继续成为这“吃人的”牺牲品。其实,腐儒犬儒并不在乎历史和未来有多少无辜的牺牲者。他们一直在想象自己的未来有多好多美妙,不需要人民普选,自己给自己内定为博儒大家就可以稳居高位了。还有孔子的血统也不需要经过人民遴选而直通权力高峰。只怕是孔子的血统里也只有独断论,而没有理性逻辑,陷于荒唐与谬误之中。而且还可以世袭,显然幻想又回到周王室家天下的世袭等级制贵族之里了。但是,今日之中国已不是一儒之中国,而是诸子百家的中国。任何学派、任何思想都有权成为构建中华文明的一份子。历史洪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复古复辟鲜有成功的,孔孟复辟封建世袭等级制,秦儒法古法先王,民国袁世凯、张勋复辟,等等统统以失败告终。“政治儒学”想重演董仲舒与汉武帝曾经演过的双簧戏,但此一时,彼一时,现在已经没有了当时的社会环境与历史条件。

“政治儒学“是儒家顽固保守派独断论的产物,这一派信奉儒学原教旨。多是一些阴谋论者,颠倒是非黑白,混淆视听的流氓,愚昧无知的白痴。他们要求“复古更化”,倒退回儒学原教旨和集权时代。这一切并不需要逻辑,也无法使用逻辑,一旦使用逻辑势必要推翻自己原有的虚妄幻想。只需要独断论——直接指向——直指与儒学原价值和集权。因此他们最惧怕“理性的铁笼”。在理性逻辑面前,他们颤抖战栗。竟用一些矛盾荒谬无知的语言作“无畏”的掩饰,什么“消除理性主义迷障”,等等。(蒋庆之言)理性本身就是为消除迷障而存在,什么时候理性成了自己的迷障?正是理性主义将人类的人文精神突显,并将人类社会推向发展进步,如若企图将理性主义消除岂不是试图将人类的发展成果一扫无余,倒退回灭绝人性的集权极权的黑暗时代。这是违背历史发展规律而被规律所不允许的,不管你是何人何物,还是哪方神魔鬼怪。理性主义是独断论“铁的牢笼”,同时也是独裁“铁的牢笼”。必需将独断论与独裁这一对怪兽妖魔,奸夫淫妇终生永远囚禁起来,以防其随时逃出重新播撒祸水,祸害人类。原教旨主义“政治儒学”所谓天道、地道、人道“三重合法性”,不知儒学原教旨依据何在?翻遍儒家经典与回顾中国历史找不出任何可资证据,所以,“政治儒学”无法给出明确答复。因为,君主集权时代的“三重合法性”置于民主分权时代便是“三重非法性”。而民主时代只有,也只能是“符合国家百姓人民利益”的民主性的“一重合法性”。就“政治儒学”而言,所谓天道,就是孔子命定论的宿命思想——天命观的进一步发挥。(注意:孔子有命定论的天命观和“谋事在人,成事在天”知命论的知命观,前者以人生被天命所预先规定为说教,否认个人努力的作用,是宿命的迷信思想,是麻痹百姓人民的思想工具,这正是墨子及其后学极力要揭露批判的;知命观是指事物发展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体现客观力量对事物发展的影响与作用。天命观和知命观是两码事,冯友兰批评墨子“非儒”天命观未击中要害之论是混淆了儒家的命定论与知命论)即董仲舒所谓的君权神授,“唯天子受命于天,天下受命于天子”(《春秋繁露*为人者天》)的奉天承运,“屈民伸君”的统治思想。否定人的平等性、社会性、政治性以及人性的一致性。所谓地道,就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建立儒学的官方统治思想地位,维护政治上的大一统,否定思想文化上的百家争鸣局面与民主共和政治的多元化。地道的自然之“理”乃是万物齐一,万物各有所长,各有所短;但都能发挥各自的独特作用,所以齐一。废弃思想争鸣与多元政治实质等于废弃社会发展与进步的力量,是独断论与独裁专制的一贯思维模式与行为方式。所谓人道,就是一切制度服务于儒家,教学教育、选官任人等等都以儒学为标准。为儒生进入政权机构,掌控权利(运作权力与获取利益)提供制度上的便利。通过对政权的高度参与而达到自己的不可告人目的,使儒生成为国家政治思想和利益分配的决定性力量。人道就是人文精神、人本主义,主张人作为个体的生命价值与人格尊严。一切以儒为先则是以儒家为标准将人划分为不同等级,无视非儒者的个体生命价值与人格尊严,实质是否定人权与平等、自由、独立。社会的进步需要平等、自由、独立和尊重人权,西方自启蒙运动以后独步于世界正是源于此。虽然印度实行了民主制度,但社会发展仍旧缓慢,一方面是因为民主制度的尚贤原则与尚同原则没能有机结合,另一方面正是因为否定平等、自由、独立和人权的种姓制度根深蒂固,无法在短时间内根本剃出。印度如此,中国莫不如此也。“政治儒学”还主张“立天地之本、先祖之本、君师之本”。无非在所谓天地人“三重合法性“的基础上强调法古法先王的“复古更化”。君以儒为师,以儒为鉴,儒以师以鉴之名监督施压于君,以致君权分于儒,达到君儒共治的政治目的。

人天生具有社会性、平等性、政治性、组织性与纪律性。社会性是之人的生存必然要与他人发生这样那样的关系;平等性是指人作为人作为人具有同等的人格尊严与生命价值;政治性是指人具有感知、思维、表达的精神完整性,表达就是参与管理(参政议政),参与管理就是政治性;组织性直指任何人都有家庭、宗族或社群、机构单位作为自己活动的核心区域范围;纪律性是指尊崇规范、规矩和自我言行约束而不侵犯他人权利与领域。儒家搞的所谓“通儒院”和“儒教宪政”显然是对人作为一致性的人的否定。将本质一致的人划分为两个概念:儒者与百姓人民。这是儒家惯用的将人划分等级的手法,是孔子将人分为贵族(君子)与平民(小人)的延续。但是,一则必需要证明儒者比百姓人民有什么不同和高贵之处。一则要看人民答不答应,现在的百姓人民已不是两千多年前的百姓人民了,现在的百姓人民已经觉醒或正在觉醒。“政治儒学”赤裸裸地暴露其独断集权专制的本质,是妄图将广大百姓人民重新置于少数独裁者的统治之下。其招也狠狠,其心也毒毒;其私也阴阴,其思也昭昭。世人都看得明白。即便他们二师爷孟子也要拿“君轻民贵”作掩饰而不敢对百姓人民造次。再即便是最强悍的马克思主义者至少在表面上还要宣称“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也要放低姿态承认是“人民的儿子”。而政治儒家已经赤裸到不需要任何遮羞布了。急得上蹿下跳,毫不掩饰“期待着这一‘复古更化’进程的加快。”除非是异化人,人类的心灵都是相通的。尽管文明、文化具有多样性和差异性,但是科学民主、平等自由独立的普世价值却是人类追求的共同目标。就象所有的人都追求爱与幸福一样。儒者反人类一致性将自己视为凌驾于百姓人民之上的异化人。他们否定人的社会性、平等性、政治性、组织性和纪律性。甚至视自己为不食人间烟火,不赖百姓人民生存的妖怪。当今社会,任何不以百姓人民的利益为利益,不视百姓人民为自己天然盟友的党团、学说都不可能成功。即使用欺骗的手法一时取得成功也不会长久,人民迟早要将它们驱逐抛弃。中国人历来具有反侵略的意志与决心。汉初文景之治之后反击匈奴的决定性胜利;大唐盛世之初反击突厥的伟大胜利,固然有统治者的雄才武略的个人因素,但这不是主要的,最主要的是统治者将百姓人民视作政权的天然盟友,对百姓人民实行仁政善政,予之休养生息,三十税一,四十税一。百姓人民象保护自己生命利益一样保护政权。所以,取得了胜利。水可载舟覆舟。而与此相反,宋、明统治者视百姓人民如草芥,将儒者视为自己的盟友,舍弃最广大最靠得住的天然盟友----百姓人民,当然会亡于异族。区区百万人的元蒙与满清根本就不是数千万、上亿人口中原王朝的对手,甚至不在一个量级上。但却在极短促的时间内“城头变幻大王旗”。因为百姓人民不会去保卫,甚至拼死保护一个视自己为草芥,不以自己为友,甚至对自己残酷压榨、残忍凶暴的政权。甚至百姓人民巴不得这样的反动政权早日灭亡,早日使自己解放。在古代希腊雅典实行奴隶主民主,代表少数具有公民权的人群的利益,与广大奴隶无关。城邦国家规定只有具备全部公民权的人才具有公民资格,也只有具有公民资格的人才可以从军。古希腊以雅典为首的城邦国家地域狭小,公民人口数量很小,大约一个城邦具有公民资格的人口只有五千左右。但在其最为开明团结时期对比于庞大的波斯帝国却显示出无比强大,多次粉碎了波斯的军事侵略。原因就在于城邦政权与公民的利益相一致,代表着公民的权益。因此,由公民组成的军队必然以英勇的大无畏精神象保护自己生命一样誓死保卫代表自己利益的政权。古代如此,今日也如此,独夫萨达姆、卡扎菲曾经都不可一世,临到死头却连藏身之处都没有。因为不以百姓人民为盟友,百姓人民也视之为陌路人。甚至对他们曾经的残暴行径恨之入骨。塔利班政权剥夺百姓人民的权利。视百姓人民如草芥,其兴也勃,其亡也速。当然,社会在历史的过程中发展进化,百姓人民的思想觉悟和权益诉求也跟着在发展进步。因此,今天的百姓人民绝不止于三十税一,四十税一的仁政。而强烈要求实现义政善政,百姓人民要当家作主,要平等自由,要参政议政等等民主权利。要恢复实现人的社会性、平等性、政治性、组织性和纪律性。否则,人不能实现人作为一致性的人的人格尊严和生命价值。而“政治儒学”执意要否定广大百姓人民的应有的平等权利,抛弃政权的天然的最广大的自身盟友。那好吧,保卫国家的任务是不是也由少数的腐儒犬儒们独自承担?即便儒者有三头六臂,分身有术也不可能有此胆量与能耐。当然,祖国江山不是什么人一时打出来的,而是世世代代生于斯、长于斯的祖先遗留下来的,当然属于生于斯、长于斯的百姓人民的。百姓人民必定要抛弃那些抛弃自己的政权,以大无畏、敢死的精神誓死保卫自己的家园,丝毫不会,绝不会让侵略者肆意践踏。保卫家园与保卫政权是两码事,当政权与国家百姓人民的利益一致时,保卫政权就是保卫国家,保卫国家也就是保卫政权。当政权不代表国家百姓人民利益时,百姓人民不但不保护他,而且有权推翻它,也必需推翻它,以建立能代表维护自己利益的政权。“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这是自盘古开天辟地以来从没有发生过的事情,只不过是帝王和独断论思维的意淫和武断而已;为了维护帝王的集权专制统治,压迫鱼肉百姓人民,统治阶层麻痹百姓人民的谎言而已;为了镇压百姓人民的反抗,残酷打压百姓人民获取某种所谓道义、法理依据而已。没有任何证据表明帝王凭自己和少数统治阶层而不依靠最广大的百姓人民能够保护维持自己政权的。历史已表明,当大敌当前时,那些抛弃人民作为政权天然盟友的统治者们和儒者们不是屈膝投降,卖国求荣;就是临阵脱逃以自保,而置百姓人民的生命财产于不顾,任其惨遭屠戮与灭亡。对栖身于海外的同胞遭遇的苦难与困局不是视而不见,就是助贼为孽。对如此政权,对“政治儒学”,天有情,天怒天亦老矣。
离线吾不言
只看该作者 地板  发表于: 2015-04-22
理性工具论与独断论(四)

儒家独断论道统一贯主张“德主刑辅”,以德治国。历史一再表明“以德治国”是个大忽悠,“以德治国”本质是万岁万税(专制苛政)的社会形态。不知此“德”为何德?如果是私德,那么将道德上升为法律,则社会过于残酷,百姓人民必苦于严刑峻法,犹如苛政之强秦与政教合一的国家。如果是公德,那么帝王将相,官员首长有几个堪称楷模?能成为百姓人民效仿的榜样?如果是公德私德不分,公私混为一谈,私德影响公德,公德服务私德,公家是私人的,私人也算公家。结果是公德私德一起败坏,上行下效,官民道德水准则普遍难堪。在君主集权时代,自“独尊儒术”以来,君师于儒,学于儒,鉴于儒,儒以师、圣贤、鉴的名义监督君限制君,结果是独断论与独裁专制结合,及古自今昏君庸君奸贼小人不可穷尽,国家治理、官员道德一败涂地,一塌糊涂。历史上,帝王数百,多为无能无德之辈,少见有能有才之辈;多为暴君昏君独裁专制,鲜见仁君义君仁政义政。在中国和世界历史上有重大影响的“文景之治”与“贞观之治”却是以道家思想为主要官方思想。“坑灰未冷山东起,刘项原来不读书”,正如对秦始皇“焚书坑儒”的巨大讽刺一样,文帝、景帝遵从黄老,并不师儒学儒;太宗世民少年从军,不读诗书,不孝不悌,杀兄灭弟,逼父退位;当权以后崇老尊佛,与儒无干。将相官员无数,多为贪腐败坏之儒,少有爱民利民者。朝廷之上,衙门之内几不见正人君子,多只见小人奸贼当道,猖獗横行,不是梁冀、童贯,就是阎显、高俅;不是黄浩、秦桧,就是杨国忠、魏忠贤;不是蔡京,贾似道,就是严嵩,周延儒;不是杨素、和珅,就是李义府,李林甫……等等。一部奸臣小人史,就是儒表法内的血性残酷,灭绝人性的统治史。更可笑的是,现代宪政法治社会,置明摆的宪法法律不依不执行,却盲目听信腐儒,以德治国,公德私德混为一谈,公德私德互为影响败坏,结果是无官不贪,无权不恶,不是周永康、徐才厚之辈,就是令计划、苏荣之流,等等。上行下效,市场上充斥着“假冒伪劣毒”,社会上盛行着“坑蒙拐骗偷”,苏丹红、地沟油,毒奶粉……数不胜数。包括官民在内的整个社会道德水准普遍下滑,所谓的“以德治国”制出了自盘古开天辟地以来最黑暗的时代。如果以后还有人提出所谓“以德治国”,请首先扪心自问,我自己的道德水准到底如何?作为效仿的榜样,我自己够格吗?否则,闹出笑话事小,贻误国家民族,祸害百姓人民事大!百姓人民一旦震怒,非谁能担当的起的!不要以为百姓人民看不见,听不见就能当什么都没发生,不要以为“以为什么都没发生”就能骗得过百姓人民,就能冒充自己道德高尚,就能自己“上行”,百姓人民“下效”!发生就是存在,存在就是发生,发生过的一切永远也抹杀不了,不管是有实体的不灭物质的有形实存,还是无实体的不灭精神(思维内容)的无形虚存。“日方中方睨”,发生在分之不竭的刹那瞬间之后即成为历史,因此也可以说,发生就是历史,历史就是发生。历史是无法篡改的,只能用谎言和虚伪掩人耳目。所以说,历史是道德的体现,每个人的历史就是每个人的道德体现,能否成为道德楷模,就要看无时无刻不在发生的历史。提倡“以德治国”的人应该清楚自己的历史,清楚自己的历史,就清楚自己的道德到底如何,配不配,能不能作楷模。即便道德完美,也只能是楷模,只能倡议别人效仿,而不能强制别人效仿,因为道德本身不具有强制性。前面已说过,如果强制效仿,就是将道德上升为法律,社会将变得残酷。况且,道德具有不稳定性,道德可以因人而异,因人而易;一个人的道德也可以因时因地而异,因时因地而易。道德不稳定,所以,“以德治国“也不稳定,不稳定的事物不可能用来治理需要稳定治理的国家社会。否则不稳定的治理只能带来不稳定的国家社会。法律是因为需要强制才得以出现的,因此本身具有强制性,否则就不能称之为法律。法律的强制性不在于强制人们要做什么,而在于强制人们不要去做什么。“要做什么”要自己做出牺牲,是亏己利人利天下,所以只能依靠鼓励,是道德的事情,属于道德的事情却要强制,将使社会变得严酷而不被人们所接受,政权则存在危机。“不要做什么”要保护他人利益,是防范亏人亏天下利己,所以需要强制力,当然是法律的事情。法律是人们一致认可接受的成文或不成文的普遍性规则,既有通过风俗习惯自然形成的,也有根据实际社会状况而特意制定的,一旦确立,就有不可异不可易的稳定性。“一法者之相与也尽,若方之相合也。说在方。”(《墨子*经下》)“一方尽类,俱有法而异。或木或石,不害其方之相合也。尽类犹方也。物俱然。”(《墨子*说下》)墨家对“法”律的不可变异性与变易性的说理是很透彻的,除非有法不依,执法不当,法律不会因人而异,因人而易;也不会因时因地而异,因时因地而易。所以,“以法治国”不但具有稳定性,还能被人们所乐意接受。总之,“以德治国”是个无法成立的伪命题,是个从来没有成功过,也不可能成功的大忽悠。

墨子揭露批判儒家独断论与统治者的独裁相结合,假借仁义道德欺名盗世、力政战伐,置百姓人民于水深火热之中的卑劣行为,主张察名实之理,以实取名,以名举实。墨子譬喻说,“今瞽曰:‘钜者白也,黔者黑也。’虽明目者无以易之。兼白黑,使瞽取焉,不能知也。故我曰瞽不知白黑者,非以其名也,以其取也。今天下之君子之名仁也,虽禹、汤无以易之。兼仁与不仁,而使天下之君子取焉,不能知也。故我曰天下之君子不知仁者,非以其名也,亦以其取也。”对于独断论者和独裁者,仁与不仁不是看他们嘴上说的,书上写的。而是要看他们的实际行动。为此,墨家建立了独特的知识论体系:“闻、说、亲;名、实、合、为。”(《经上》)特别重视名实耦合与实践行动。以公孙龙为首的名家名实之辩在于“以正名实,而化天下焉。”目的是控名责实,以防“赏罚是非”四谬。即赏当是,罚当非,而不是罚是赏非。而名家的四谬说正是源于墨子的尚同说,“若苟上下不同义,上之所赏,则众之所非。曰人众与处,于众得非,则是虽使得上之赏,未足以劝乎!……若苟上下不同义,上之所罚,则众之所誉。曰人众与处,于众得誉,则是虽使得上之罚,未足以沮乎!若立而为政乎国家,为民正长,赏誉不足以劝善,而刑罚不沮暴,则是不与乡吾本言“民始生未有正长之时”同乎?若有正长与无正长之时同,则此非所以治民一众之道。”(《尚同中》)为了解决“赏罚是非”之谬,强调政长要“得下之情”,“得下之情,则是明于民之善非也。若苟明于民之善非也,则得善人而赏之,得暴人而罚之也。善人赏而暴人罚,则国必治。”(《尚同下》)即政长的是非价值标准来源于百姓人民的整体判定。所以,政长要来自于百姓人民,并时时体察民意。来自于百姓人民则要求政长参与竞选,由百姓人民选举产生。所以,墨子一再强调天子与各级政长一律系“选”、“择”“天下贤可者”而产生。天是形而上者,标准的制定者和是非裁判者。人是形而下者,是标准的执行者和政长的选举者。上正下,仁、贵、知者政不仁、不贵、不知者,因此,“天之志者,义之经也。”(《天志下》),即天经地义,形而上的天规定形而下的人。体察民意则要求政长深入到基层,深入到民众中去作必要的调查研究。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调查在今日并不是什么难事,只要广开言路,抛弃独断论思维,作理性思维就随手可得,现在的网络、传媒如此之丰富,到到处处时时刻刻都充满着民意。“夫唯能使人之耳目助己视听,使人之吻助己言谈,使人之心助己思虑,使人之股肱助己动作。”(《尚同中》)况且还有许多政府国家和社会民间机构以及民间人士助听助视助言助思。“助己视听者众,则其所闻见者远矣;助之言谈者众,则其德音之所抚循者博矣,助之思虑者众,则其谈谋度速得矣;助之动作者众,即其举事速成矣。”(《尚同中》)如此没有“不得下情”的天子政长。否则,则是矫情或另有图谋隐情。“得下之情”则政长与百姓人民同义——上下的是非赏罚标准得以确立一致。上下是非赏罚标准得以确立一致,则“是非赏罚”之缪得以解除。“是非赏罚”之缪得以解除,则“上得则赏之,众闻则誉之……上得且罚之,众闻则非之。是以遍天下之人,皆欲得其长上(与民众)之赏誉,避其毁罚,是以见善、不善者告之。天子得善人而赏之,得暴人而罚之,善人赏而暴人罚,天下必治矣。”(《尚同下》)由此,国家治理因尚贤尚同并重而进入良性循环状态。

何谓三表?墨子说,“有本之者,有原之者,有用之者。于何本之?上本之于古之圣王之事。于何原之?下原察百姓耳目之实。于何用之?废(发)以为刑政,观其中国家百姓人民之利。”(《非命上》)“本之古之圣王之事”就是考察古人间接经验。“原之百姓耳目之实”就是考察今人直接经验。耳目,五种感觉器官耳目鼻舌皮肤的省称。实,结果、结论。耳目之实,就是经过五官感觉获得感性知识,并经过思维器官大脑的思维获得理性知识,有了经验的知识又必然在大脑里形成观念和思想,这些观念和思想就是表达出来的结果、结论-----实。一个精神正常的人的精神活动必定包含三项程序内容,感受----思维----表达。尽管表达的方式多种多样,表达的强烈程度有所不同,但总归要有所表达。否则,绝不可能是一个精神完整的人。“用之”,即实践之。“发以为刑政(刑法治政),观其中国家百姓人民之利。”就是用实践检验事物(立法行政)是否符合国家和百姓人民的利益。墨家认为“不义不处,非理不行”。对整个自然界(包括人类社会)而言,唯一的真理标准是“行理”(包括“处义”)。天地间的万事万物都其条理、规律、准则----“理”。“行理”与否是实践成功与否的唯一条件。而仅对人类社会而言,唯一的真理标准只有,也只能是“处义”,即兴利除害,也即“符合国家百姓人民利益”。毋庸讳言,墨子是最早提出“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人。所以,墨子以实践检验出“择务而从事”的真理——“凡入国,必择务而从事焉。国家昏乱,则语之尚贤、尚同;国家贫,则语之节用、节葬;国家憙音湛湎,则语之非乐、非命;国家淫僻无礼,则语之尊天事鬼;国家务夺侵凌,即语之兼爱、非攻。”国家“昏”是因为不“尚贤”;国家“乱”是因为不“尚同”。健全的民主则必需是“尚贤”、“尚同”并重。尚贤不尚同则混乱无序,尚同不尚贤则昏庸独断。尚贤原则就是选出“贤良之士厚乎德行、辩乎言谈、博乎道术者”,实践“官无常贵,而民无终贱。有能则举之,无能则下之”。(《尚贤上》)而不问人的出生、地位、身份、财产,等等一视同仁。尚同原则一则规定了代理人即政长“选”“择”产生原则;一则规定了“上之所是,必皆是之;上之所非,必皆非之”的“自由执政允许原理”。墨子说,“上同不下比”,“上同”是指在执政层面取同一义,而不是被“人异义”左右。又说,“尚同无下比”,“尚同”是指崇尚执政同一,对于执政者要是上所是,非上所非,而不是结党营私阻扰之。所以,尚同原则绝非是取消基层的“人异义”,本质是为了执政有力有序,政令畅通。民主是一种社会效益最大化的管理模式,社会发展进步需要“人异义”,但在管理执政层面需要取得“人异义”的最大交集与公约数,即为“壹同天下之义”。这“天下之义”代表着国家和最广大百姓人民的最大利益,所以必需“壹同”之。俗话说的好,“用人不疑,疑人不用”。既然以尚贤原则选举产生政长,就以“自由执政允许原理”让其有效执政行使权力。如果在执政层面不能尚同,尚贤就失去意义,这执政者也没法当。选举也就失去正当性、必要性。当然执政必需要受到有效监督制约。为什么许多发展中国家实行民主制度,但结果却不理想,是因为有尚贤的选举措施,或选举措施不公平公正,绝罚有效监督;选举之后又没有尚同精神与原则以及保证在时量、方量限制下有力的尚同举措。所以导致国内动乱不堪。国家贫穷,就必需增收节支,增产节用,不需用财费,不浪费财物。而要积累财富,增加人力和物力资本。一来有备无患,已备及时之需;二来进行再投入扩大生产,进一步积累财富,是社会进入良性循环状态。这是墨子提出经济基本活动是生产与交换之后的另一主要经济思想。具有永久的现实意义。国家盛行奢侈靡乱、好逸恶劳之风,弥漫不思进取、顺天由命之气,则必须进行强力非命教育,废除奢乱颓废的靡靡之乐,鼓舞振奋人心士气。国家没有终极信仰,没有精神支柱,就必须确立宗教神道,尊天畏天,敬天事天,立天志、定法仪,顺天意。建立万物有灵论,万物之精灵有辅助天神之力(万物之精灵为鬼)。国家主张“以差论”,大国攻小国,强国欺弱国,等等。则要反侵略和平,强调平等互利,互利共赢。社会盛行“以差论”,人与人不平等不相爱、没有民主自由、公平正义,强执弱,众暴寡,诈欺愚,富辱贫,等等,则要与之坚决斗争,反对力政。呼吁平等互爱、民主自由、公平正义,等等。

在墨学哲学里,除“义”之外,“理”是另一哲学范畴。而且“理”包含“义”,是更大的哲学范畴。“理”字最早出现于《诗经》。“《小雅*信南山》有‘我疆我理’、《大雅*緜》有‘迺疆迺理’、《大雅*公刘》有‘止基乃理’……‘整理’、‘治理’等‘理’字运用初期所显示的意义,本身没有实体指谓,惟显示一种有意识、有组织、有规模、有目的的行动。”(鄧国光 《圣王之道*先秦诸子的经世智慧》)“理”字最初并没有哲学意义。然而,在中国哲学史上,墨子及其后学最早将“理”字赋予哲学概念。具有重大的哲学意义,“理”从此也成为中国各家各派的重要哲学范畴。这是墨子及其后学多中国哲学的又一大贡献。墨子说,“凡君之所以安者,何也?以其行理也,行理生于染当。故善为君者,劳于论人,而佚于治官。”(《所染》)正如鄧国光所言,“‘染’是精神世界的感染和影响。人君必须意识到以理相感染的意义,有意‘兴天下之利’,则必须顺从互相感染的原则,恰当任用贤人君子,务令其“染”一国之士和一国之君……受到恰当的熏陶感染的结果,人君便懂得选贤使能,方才是治国关键。以“理”为治,则人君得其所安,人君之得以‘行理’。‘治官’只属次要的权术问题,非措意所在。”(《圣王之道*先秦诸子的经世智慧》)至此,“理”与“染”的关系论述基本已备。但“精神世界的感染和影响”的“染”不止于人君,乃是天下所有人必需经历的修养途径。墨家说,“仁人以其取舍、是非之理相告,无故从有故也,弗知从有知也,无辞必服,见善必迁……不义不处,非理不行,务兴天下之利,曲直周旋,利则止,此君子之道也。”;(《非儒》)此“理”出自于《非儒》绝非偶然而为之,乃是以道德价值理性为基础,用理性工具以理性精神反对儒家之非理性独断论之必然结果。是人类理性之光的最初显露。自此,墨学遂成为理性精神、理性工具的肇始和源泉。当中国人需要理性精神予以指引的时候必需,也必然要回到墨学,深入墨学。实践已经证明过了,当中国被独断论统治两千多年后,面对西方的坚船利炮束手无策时,仁人志士们还是不得不必然地从早已被人遗忘的故纸堆中搜索出包含理性精神的墨学。墨家重视理性思维的“理”,寻求人类获取真理与知识的理性工具。而儒家重视独断论思维的“礼”,直指统治百姓人民的工具。到孔子,王室既微,天下大乱,封建等级统治失序无秩。孔子企图将“不下庶人”的“礼”下降扩充至庶人,以“礼”来“拨乱反正”,恢复维护封建等级统治秩序。而不试图将“不上大夫”的“刑”上升扩充至王公大人,以整治天下之乱。目的是继续将“刑”作为统治压迫百姓人民的工具,同时在这基础上,再加上一层“礼”来加固统治。儒家还独断地说,“非天子不议礼,不制度,不考文。”(《礼记*中庸》为了维护世袭等级礼乐专制统治,独断论的儒家以其干禄之本性,违背人类平等自由之本性与精神,为帝王和进入统治阶层的自己招摇呐喊,公然武断地否定百姓人民“议礼、制度、考文”的平等权利与自由。恬不知耻,反以为荣。“以故生,以理长,以类行也者。立辞而不明于其所生,妄也。今人非道无所行,唯有强股肱而不明于道,其困也,可立而待也。夫辞以类行者也,立辞而不明于其类,则必困矣。”(《大取》)儒家独断论生无“故”,长无“礼”,行无“类”,所以“困”于“理性的铁笼”。(蒋庆之言)与儒家独断论没有理性进化的机理相反,墨家在求“理,追求理性的过程中,知识不断进化扩充,在此,“理”开始具有“道”的意蕴,有形而上的趋向。中国哲学遂开始“道”“理”成形。所以,墨子说,“中实将欲遵道利民,本察仁义之本,天之意不可不顺也。”(《天志下》)道,即天道,亦即形而上的天志。儒家没有知识的进化论——理性逻辑和逻辑理性,所以儒家的所有学说基本是语言重复,概念替代,除了宋明形而上的本体论几乎没有新玩意。若从道德价值理性观之,自孔子以来所有儒家的典籍的意义不会超过兼爱两字所包含的深刻人性意义。若从工具实践理性观之,儒家与墨家相比,几乎是空白无物。自墨子以后,“理”作为哲学重要范畴在诸子百家哲学中屡屡出现,而且愈来愈显著,直至儒家的程朱“理”学,其肇始也受惠于墨学。正如鄧国光一言中的,“‘理’是中国学术思想的关键概念,源远流长。先秦至两汉诸子百家运用‘理’及以之组成的概念,表达主张,申论学说,在佛教形成影响前,以蔚然成风。‘理’与‘道’同成为诸子学术思想的重要载体,属于‘原生观念’,是通观中国思想的通衢。”(鄧国光《圣王之道*先秦诸子的经世智慧》)

“志功辩”——“合其志功而观”。志,动机、出发点意向。功,结果、终点效果。墨家以动机与结果是否相从(互相符合)来考察事物真实面目。墨子有一个很好的实例,“鲁君谓子墨子曰:‘我有二子,一人者好学,一人者好分人财,孰以为太子而可?’子墨子曰:‘未可知也。或所为赏与为是也。钓者之恭,非为鱼赐也;饵鼠以虫,非爱之也。吾愿主君之合其志功而观焉。’”(《墨子*鲁问》)志功相从,即动机与结果相一致,不但有动机,而且还达到了预定结果。出发点意向与终点效果相重合,由起点开始再回到起点(终点)构成一个完满的圆,这是为义的理想状态。志功不相从,有两种情况,一是有动机,但未达成预定结果;一是没有动机,而产生了某种结果。因此,“志功辩”考察事物的方法论具有法学意义,是司法量刑的重要依据。同样的后果,后果与动机一致,量刑最重;产生后果而无动机次之;无后果而有动机又次之,当然还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这是墨家对法学的贡献,也是墨家法治学的学理之一。墨子还将这一重要方法论用于言行考察。志,由意向引申为言语。其实,言语本身就包含意向的表达。功,由效果引申为行动。其实行动也是一种效果,程度不同而已。墨子说,“言足以复行者,常(尚)之;不足以举行者,勿常。不足以举行而常之,是荡口也。”(《墨子*耕柱》)意思是,言论能够被行动验证就崇尚它;不能够付诸行动就不要崇尚它,否则就是空话。墨子还说,“言足以迁行者,常()之;不足以迁行者,勿常。不足以迁行而常之,是荡口也。”迁,登,向上变易,引申为行为向上。意思是,言论能够改善行动就崇尚它;不能改善行动就不要崇尚它,否则就是空话。社会主义社会的官员们,号称“人民公仆”,喊得最响的口号是“为人民服务”,这是百姓人民求之不得了,但“服务”的主体与“被服务”的客体往往是口号的相反。事实证明,百姓人民是难得有这个“福分”的。中国的百姓人民是世界上最勤劳智慧的民族之一,在如此地大物博、资源丰富的国度却不能富裕,绝对不是百姓人民的问题,绝对是制度政策出了问题,也绝对是有权选择决定制度政策的人的问题,一定是这些问题限制了百姓人民能力的发挥。“治大国如烹小鲜”,其实,象我们这个面朝黄土背朝天,善于治“理”土地(理,最初指整治土地),将水田划整得如棋盘,将梯田修整的如云梯,并且具有无与伦比的发达的农学与科技知识(墨子及其后学总结发明了许多百工科技原理与机械,在《天工开物》、《齐民要术》等等多种书籍里有充分体现)的伟大勤奋睿智的民族,只需“无为而治”或“不妄为”就能吃饱穿暖了,甚至还能吃得好穿得好而且很富足。遗憾的是,在人口还不是很多的时代,甚至在号称人类最具有优越性的制度内,在号称“为人民服务”的年代,不但吃不饱,穿不暖,还导致无数人经济性的非正常死亡。参照欧美最先进的宪法法律制定的宪法和法律明确规定了百姓人民的公民权(人权)却是一行行无文字意义的象形图画,越来越惨烈的文字狱,加上一次又一次的运动又是无数人政治性地非正常死亡。所有的“非正常”的资料与数据在各级档案和地方志都有详细的记载和体现,“非正常”的孤魂野鬼们在这个国度中游荡,时时刻刻无处不在地控诉对人性的泯灭。“大跃进”、“全民大炼钢”、“赶美超英”、“亩产十万斤”,等等,经济上的大大小小,低劣的独断论与“反右”、“文化大革命”,等等,政治上的阴谋独断论是最近一段历史的罪魁祸首。当有良知的彭德怀为经济上的独断论与政治上的独裁以身戴行作出反驳与反思的时候,却遭到独裁者以及一群围绕在其周围的小人轮番攻击,直至彭闭嘴下野。历史不总是富有戏剧性,支持什么得到什么待遇!支持独裁得到独裁待遇,支持专制得到专制待遇,谁都知道那些小人一个个不是活得屈辱,就是死得屈辱。反倒不如彭活得有尊严,死得有尊严。“举公义,辟私怨“,假使他们不计较个人恩怨,只需从平等、自由、公平、正义的原则出发,为彭的正直做出各自的辩护,不是因为结党,而是因为捍卫平等、自由、公平、正义的原则形成一股不可抗拒的力量,或许中国和中国百姓人民的命运会发生相反的改变。也因为支持什么得到什么待遇,支持平等自由公平正义也得到同样的待遇,或许他们自己的命运也会改变,至少不会那么屈辱无尊严。最大的讽刺是,一向标榜“为人民服务”的公仆们经常工作到深更半夜,经常带病工作,或工作劳累而得病,但是,倒腾来折腾去,百姓人民却是吃不饱,穿不暖,甚至大量人口营养不良或死亡,似乎不符合逻辑。可悲的是,中国人数千年来食物蛋白的主要来源之一的大豆却成了医生治病救人的药品,处方“半斤黄豆”曾经救治了无数蛋白营养不良的浮肿病人。这在古今中外的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公布的历史事实已经给出了逻辑,就是这“工作”不是为百姓人民而工作,而是为一己之私争权夺利而工作。况且,工作中带着病是极其危险的事,尤其是病入膏肓的时候,简直是湖里糊涂治国。一个偌大国家,民族、社会交给一个自己尚且不能自理的人能不危险吗?好比坐满乘客的大巴交给一位吸毒或醉驾司机一样梦魇恐怖。“为人民服务”口惠实不至,就是“荡口”;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的“宪政法制”与“依法治国”,也是“荡口”;“言行善,身行恶”的“以德治国”更是“荡口”。
离线南方在野
只看该作者 4楼 发表于: 2015-04-22

孔孟的独断论是儒家政治上毒裁,经济上国有,文化上独尊的认识论根源,文章写得好,拜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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